中国时尚70年:打破镜花水月的幻想

时间:2020-04-17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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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时装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东方,企图从丰富且悠久的中国历史寻求灵感时,第一个想到的总会是龙纹、祥云和大红灯笼。这些充满东方风情的时尚单品,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东方主义”的实证——自从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关于这一主题的开创性论文的出版以来,它已经对西方至上主义和种族隔离产生了负面含义。在其核心,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解释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将东方人民和文化进行对象化、本质化和刻板印象的处理。比如东方女性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要么是清纯顺从的“白莲”,要么是邪恶妖媚的“龙女”。

然而今天我们想逃离这些学术化的桎梏,少一点政治化,多一点华丽的幻想。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七个十年,冷眼君在这里以十年为一个节点,回顾了70年来中国时尚的变迁及其是如何影响世界。回望过去,中国的时尚在不断被西方借鉴,蜚声国际;放眼未来,在即将跨入下一个十年的关口,来自东方的“白莲”与“龙女”该何去何从?

演员黄柳霜就是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女性典范

50年代

中山装和列宁装

建国初期,虽然没有确定服饰制度,但由于国际形态的变化,人们的着装会在不经意间与意识形态挂钩。为了体现艰苦朴素的社会主义新气象,当时的人们进入了男女同装的时期,无论男女老少,穿的都是中山装或列宁装。撇开1956年出现充满春天气息的“布拉吉”不谈,当时的着装理念是最大程度地模糊性别差异、社会阶层、职业、地位,同时不分年龄,不分季节,不分场合。尽管当时也有爱美的少女会穿工装裤和碎花衬衣,但潮流的主流一直都是“男穿中山装,女着列宁装”,这两种服饰变成全国上下最正式也是最普遍的服饰。

这两种服装折射出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解放和性别平等的美好愿景。因为当时劳动力的稀缺,政府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投入生产——在动员海报中,先进女性穿的都是列宁装。另外,这两种服装在欧美成为了反资本主义的象征,许多左倾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接受了这种服装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法国也出现过类似中山装的“高领束腰外衣”,而美国百货公司布明戴尔的“军蓝色工人套装”更是大卖商品。‭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投射到高端时尚中。

近年,不少在外国打响名堂的华裔设计师都会在作品中回溯根源。在华裔设计师张卉山的‭ ‬2013秋冬系列中,设计师为中山装注入妩媚元素,有着粉色蕾丝和水钻纽扣的中山外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张卉山表示,传统上只有男性穿中山装,这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将"权力还给女性,社会不仅仅只有男权"的呼吁。

张卉山(Huishan Zhang)设计的中山装

60年代

绿军装与“小红书”的天下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国民服饰陷入更加单一的局面。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等思想影响下,由绿军装、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构成为当时男女青年的时装,谁要是再手拿一本“小红书”那就是最时髦的人了。

1999年Dior春夏系列,设计师John Galliano用《红太阳》作为音乐背景,以当时中国的服装为灵感,设计了这一命名为“红色卫士”的系列。Galliano在采访中提到,他当时正在看中国的军队服装,看这些服装的颜色以及上面金色的亮片,大受启发。这个系列当中的元素如红色的火炬,细小的红珠以及丝绸做的臂章,都是出自于那个年代疯狂的“年轻的信徒”的制服上面。

Dior 1999春夏

John Galliano对中国元素一直有着不可思议的执着,在他入主Dior的15年里,他曾数次致敬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身着旗袍的“东方龙女”,手捧红宝书的“红色战士”,中日融合的“魅惑艺伎”,还是借用了青花瓷元素的华服礼裙,无一不是设计师对东方符号的理解和重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服装中存在隐含的权力不平衡,但设计师对政治逻辑其实都不大感冒,他们通常更关注表面审美而不是文化背景的细节。

70年代

蓝军装背后的偏见

迈入70年代,革命的狂热渐渐褪去,人们重拾对知识的追求,包括对美的追求。即便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民众依然依靠自身智慧创造出一样极具时代特色的东西——“假领子”。同时海魂衫也在受到追捧,白色回力或飞跃鞋更是时髦人士的标配,出门前他们会用鞋粉把它刷白,或者干脆直接用粉笔灰往上抹。但总体而言,1976年人们的日常衣着和文革期间没有太大区别,放眼望去依旧是单调的蓝、灰、绿,也没能改变男女同装的局面。

然而,在那个局势危急的冷战时期,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东西方阵营互相攻击的对象。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会把当时穿着蓝军装的中国民众,视为“一群过分顺从的蓝蚂蚁”。另一方面,也有同情者愿意挺身而出,破除偏见印象。美国的尼尔伦夫妇1958年初到中国,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他们将自己的观感写成《美好新世界》一书。其中对“蓝蚂蚁”的驳斥最为有趣:“……这种统一化的目的在于设计、印染和衣料生产的经济性……统一着装在几年内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意识和步调一致的素质。上至殿堂,下到厂长、手工艺人、普通工人、农民,无论男女,一律统一着装。所有中国人所关心的不是外表,而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

2012年,“朋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冲破偏见与恶意的桎梏,设计出前衛性感的蓝军裝,将这种“无性别主义”的大众符号,变成了大红大蓝、剪裁讲究又富有女性美的服装。“患难与共”的革命乐观精神也融入到模特有力的步伐当中,英姿煞爽。

Vivienne Westwood2012春夏

80年代

街上流行红裙子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服装领域也出现了变革。喇叭裤蛤蟆镜高跟鞋碎花衫连衣裙风衣烫头健美裤蝙蝠袖......流行的单品数不胜数。1985年,彩色故事片《街上流行红裙子》上映,反映的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女性在穿衣方面观念的变化。电影一经上映,街上的顿时出现了许多红色裙子。

在中国文化中,与火元素相对应的红色象征着好运和幸福。在西方眼中,红色也是最典型的中华符号。当华伦天奴于2013年在上海推出高级服装系列时,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paolo Piccioli就选择了红色作为主题。他们也参考了Valentino的历史,因为红色一直是品牌的标志性颜色。早在20世纪60年代,其创始人Valentino Garavani就在他的收藏中使用它,特别是在他奢华的晚装设计中。

Valentino 2013年“上海”系列

90年代

紧追国际潮流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风东渐,社会风气欣欣向荣,尤其是在人们的服饰方面,流行的趋势繁复多样,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年轻女孩都爱暴露度较高的露脐装、超短裙,配上松糕鞋和小辫子,时髦程度比肩国际一线城市。成熟女性就更加偏爱垫肩西装,这件从80年代就流入中国的单品,虽说是舶来品,但是其在中国大范围的流行——乃至于复刻了男女同穿的局面——正好说明了当下的中国接纳了该种服装背后的文化隐喻。巨大的垫肩代表了权力和强大,身穿垫肩西装的中国女性身姿挺拔,神清气爽,如同即将跨入千禧年的中国一般,令人雀跃。

另一方面,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加,西方时尚界也在以古老中国为土壤,创造出“镜花水月”般的意象。上文提到的John Galliano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97年正式入主Dior,推出的第一个高定成衣系列就是以20年代的上海名伶为灵感,将旗袍的雍容华贵与灵动绰约的女子身姿完美结合,T台上的每一幕都美得令人心醉神迷。然而,若是你仔细端详秀场上的造型,你会发现模特们所演绎的形象与其说是“复古名伶”,倒不如说是“妖童媛女”。设计师本人也毫不忌讳地承认这场大秀是建立在他个人得到幻想之上,而不是确凿的史实。Dior1997的春夏大秀虽美得令人心颤,但这始终是一座“空中楼阁”。

Dior 1997 春夏高定系列

John Galliano本人就很喜欢中国文化,他曾在2002年到访中国,因为这次旅行,他更加热爱中国了。他透露到,他非常着迷中国的一切,尤其是中国各式各样的色彩。比如像是:夜上海沉浸在红色灯笼投射出来的灯光之下,而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中一轮橘色的太阳照射在绿蓝相间的砖瓦房顶之上,给人一种不可置信的美。

在John Galliano之前,迪奥老先生本人就十分喜欢中国文化,他在40至50年代就设计过一系列中国风单品,老先生的设计不是简单的“照葫芦画瓢”,而是把中国元素与Dior经典的New Look Style相结合,古典中透露着法式优雅。

Christian Dior先生以张旭《肚痛帖》(清拓本)为灵感设计的“Quiproquo”鸡尾酒裙

千禧年后

打破“镜花水月”的幻想

迈入新世纪后的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对时尚的热情愈发高涨。根据CNN网站报道,从英国伦敦的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到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中国人涌向奢侈品牌服装店的场面已经让许多西方朋友见怪不怪了。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市场分析师说,中国人对欧洲和美国的奢侈品牌似乎拥有永不满足的胃口,中国现在已经占据全球奢侈品超过四分之一的市场,而这一数据仍在上升。

但中国消费者对时尚的热情显然不是西方时尚界谈论中国的唯一原因,中国新一代年轻的时装设计师才是让他们惊讶的关键。2015年的Met Gala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展出了140多件高级时装和前卫成衣以及中国艺术品,其中就有冉冉升起的中国设计新星郭培和许建树的作品。

郭培是当下著名的中国高定时尚设计师,她曾为许多中国名人设计礼服,如宋祖英、章子怡、范冰冰等。蕾哈娜于同年在Met Ball红毯上所穿的黄色礼服就出自郭培之手,礼服一经曝光,郭培的名字一下子传遍西方。2016年,她荣登《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随后的两年她更是6次受邀登上了巴黎高定时装周的舞台。碧昂丝、Lady Gaga都是她的顾客。

蕾哈娜身着郭培制作的高定礼服,这是一条通向西方时尚界大门的“金钥匙”

她的金色礼服裙作为展览的压轴展品,与佛教题材的艺术品共同陈列在208号画廊中。在这件礼服中,佛教图像学提供了灵感的主要来源。衣身形状像莲花,是八个佛教符号之一,代表精神纯洁和启蒙。与本次展览中的其他西方设计师一样,郭培并没有直接复制东方符号,而是将东西方元素结合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

另一位中国设计师许建树则是与范冰冰同时在西方时尚界打响名声。与郭培不同,许建树一开始是作为影视服装设计师在国内获得关注,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随着他在国外的走红,许建树的客人渐渐从一线明星拓展到国家政要。2017年,他曾受到美国总统女儿伊万卡的邀请,为她和她的女儿定制访华服装。

他为范冰冰设计的多件具有浓郁中国风的礼服向西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其中,最著名的龙袍与汤姆·福特(Tom Ford)为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设计的龙袍并列放置,突显出当代中国设计师对自己审美历史的不同阐释方法,展现了新一代亚洲设计师们的创作方式——他们通过创作展现东西方现代平衡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称赞。

而值得思考的是,时至今日,西方许多媒体及公众对“中国时尚”的理解依然停留在“龙凤”与“旗袍”式等符号式中国元素。在西方看来,似乎只要是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就必须带有这种“中国”元素才称得上来自“中国”的时尚。所以站在Met Gala的角度,他们为什么选择了郭培与许建树两个以龙凤设计著称的设计师的原因显而易见。

但事实上,能够代表中国时尚,并在西方有一定知名度的设计师大有人在。用谷歌搜索所有现在已登陆过“四大”时装周的中国内地设计师和品牌的名字,只有两个中国设计师可以找到系统性的报道,即王汁(Uma Wang)与前文提到的张卉山(Huishan Zhang)。报道这两位设计师的媒体,几乎涵括了全球最重量级别的媒体,囊括时尚五大刊以及WWD这样的主流网站。

两位设计师都不刻意用表面化的符号诠释“中国风”,而是从中西融合的角度另辟蹊径。在张卉山的作品中,中国元素不再是展示身份的工具,而是转变成了融合和认可。他酷爱使用刺绣和蕾丝——这两样形式繁复、结构复杂的工艺,恰好是张卉山中西结合设计理念的展示。而来自上海的王汁则演绎了一个厚积薄发的励志故事。她先在工厂磨炼了几年,再出国深造。由于她专注海外市场多年,她被媒体誉为继Vera Wang与Alexander Wang之后,第三位引起时尚界关注的Wang。她喜爱在设计中运用现代感浓厚的垂坠手法,以创新方式将立体感面料组合运用。王汁的设计没有直白的东方元素,但有人认为,它们自带东方气韵。正如她自己所言,这可能受到她身为中医的双亲的影响,“设计的服装都感觉和中药外的那层包装纸有点像。”其实,西方对中国时尚的偏见是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的,若想让中国时尚真正走出去,还需要更多的创意作品和创意人才的涌现。

Huishan Zhang 2015 春夏系列

Uma Wang 2016春夏系列

结语

其实可以将时尚界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借用视为一次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延伸,从而鼓励新的美学解释和更广泛的文化理解。人们可在其中重新思考东方主义背后的含义。作为西方与东方相遇的文化回应,我们看到的不是片面的模仿,而是一系列层层叠叠的跨文化交流。正是这种有活力的双向对话,重新构想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这场充满想象力的华丽冒险中,谁也不曾是权力的主导者或被害者,毕竟在美的面前,众生平等。

(撰文: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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