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委内瑞拉 你只有向智利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作者：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韩和元

　　摘要：最具可比性，自然也就最具借鉴性。于目前的委国而言，要想走出查韦斯困境，最好的路径，怕只有借鉴当年智利方案了——启用“芝加哥男孩”，全面实施经济自由化。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接昨天的话题，那么，委内瑞拉该如何破局呢？我认为，它最需要做的是，向智利学习。

　　被阿连德拖入地狱的智利

　　委国与智利最具可比性。

　　一、两国的共性是都是富资源国，委国富有石油资源，智利富有铜矿；

　　二、在皮诺切特执政前，智利合格委内瑞拉一样，问题都是内生性，且都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为要紧的是，二者一脉相传——都是因为大搞国有化、大搞社会主义、大搞福利主义。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在选举中阿连德斩获了36.2%的选票，而前总统、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则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虽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按照智利当时的宪法规定，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那么就需要由国会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然而也有例外。譬如1958年，国会就选择了在大选中获得31.6%选票的亚历山德里，而不是得票更多的阿连德。在经过各政党之间几轮的谈判磋商之后，智利国会最终还是选择了阿连德，条件是要他签署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

　　综合熊彼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所谓的民主，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中，一种提供法定机会，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居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对竞选政治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加塞特在谈到民主时亦指出，民主所关注的是，谁来行使公权力，其答案是全体公民。李普塞特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条件进一步具化，他认为所谓的民主至少包含如下3个条件：

　　A、指明何种制度——政党、新闻自由等——是合法的一套政治准则或一组信条；

　　B、一套在职的政治领导人；

　　C、一套或多套获得承认争取当选的领导人。

　　于他看来，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不具备一套容许和平“运转”权力的价值体系，民主就会成为无秩序的。

　　参照以上定义和具体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的是，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之前的智利，无一不符合民主政治体制的标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均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这一点也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就会遏止增长——提供了实证支持）。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阿连德这个对穷人满含同情心的左翼领袖，不顾国情、不顾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不顾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生产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的教诲，而强力推进他极富共产主义特色的社会经济改革。

　　就职后，阿连德开始大规模的推行被他称之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内容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的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前任总统弗雷的土地改革。由于当时智利宪法规定，同一人不得“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每届任期为六年，这可以解释阿连德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于他和当时的左翼而言，要想使他们的事业得到继承，他们不仅要在任期内很好地组织起这次社会经济的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务求获得成功。

　　阿连德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开征“溢利税”，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提高工资、同时冻结物价。其政策的中心是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在前任总统弗雷执政时就已经进行了。弗雷政府没收了全国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易于接管的财产，而阿连德政府的目标是没收所有超过80公顷且有基本灌溉的土地。此外，阿连德希望通过实施国有化的企业或者公共工程项目为穷人们提供工作机会，以此来改善最贫穷国民的经济社会福利。

　　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在其经济部长奉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经济状况一度十分喜人。该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8.6%，工业增长更是达到罕见的12%。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从他上任前的34.9%降至22.1%，失业率也出现明显的回落，至3.8%。

　　然而，这种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肆意破坏私有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行为，很快就得到了规律的回击。随后的一年，即1972年，智利的通货膨胀开始急剧恶化，从前一年的22.1%迅速的冲高至140%，且表现的无法控制。与此同时，出口下降24%，进口上升26%。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的应对之策不是从提高企业和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和控制货币增长着手，而是采取一种古罗马帝国时期迪奥克莱汀大帝的——冻结物价——这样一种愚蠢的办法。这一政策使得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的价格飞涨，超市货架上也看不到这些基本货物了。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虽然阿连德在1970年和1971年数次提高工人工资，但都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吞噬。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这让民怨持续累积。1972年10月，阿连德上台后的第一波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终于爆发。大量的卡车司机和小商人，及一部分职业团体和学生组织走上了圣地亚哥的街头。这场大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这令本已受沉重打击的智利经济雪上加霜。好人阿连德为此担忧的心脏病都发作了。

　　

　　早在1971年1月17里，阿连德就公开说过“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那么，他是谁的总统呢，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阶级的总统。但到1973年春天，他所代表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也开始不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他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为此，阿连德回应说，矿山都已经收归国有了，工人不就是矿山的主人吗？你们怎么能还要求加薪呢？然而，飞涨的物价令矿工们的政治觉悟让位给了他们那饥饿的肚子，他们为了对抗该死的通货膨胀只能继续罢工。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失去了他所赖以上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这一点又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决定是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后这个发现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这样一种制度有利于实现资源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但是它却是以降低投资激励、减少就业和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提供了佐证。

　　是的，如我们在前面所论的，好心肠并不总能结善果。纵然阿连德忧国忧民导致生病，但这无助于生产出更多的面包、无助于让通货膨胀稍微的下降......社会经济反倒更趋恶化。他那过于激进的政策，逼的像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也不得不一步步右倾，直到昔日的这个非正式盟友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自此，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矛盾陷入僵局。此外，最高法院亦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

　　这种混乱的状态，给军人们提供了机会。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基于历史经验，他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和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的立场。他一直认为“军队才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但事实却是，1973年9月11日清晨，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还不到1个月的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这些将军们命令军队开进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并将民选总统阿连德杀死。

　　出地狱计

　　那么，智利如何走出困境，又有哪些经验可供目前的委国借鉴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民主的定义和标准来看，智利从此由先时的民主国家彻底的退化为军事独裁国家。军政权成立之后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采用暴力镇压，一些非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反对政府的民主人士也遭到迫害。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17年间，有多达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而2004年，由“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而这其中有多达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威权主义者皮诺切特镇压异己者的惯常办法就是严刑拷打。正是在这样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不得不逃亡到异国他乡。以现代视角的文明和民主、自由来看，皮诺切特无疑是野蛮的——排除异己，肆意践踏人权，这些不良记录可谓罄竹难书。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威权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智利的社会经济状态却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这显然与奥尔森的结论——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根据字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奥尔森的这一结论表述为，威权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是不相符的。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但于威权主义统治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却恰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的经济保持了强劲且持久的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称之为“智利奇迹”（The miracle of Chile）。

　　这一事实也再次表明，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下，国家也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讨论，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亦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威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独裁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呢？

　　正如事后验证的，这种现象跟这位独裁者所奉行的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策不无关系。阿连德的口号是“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阿连德并不是教条的、死搬硬套列宁、斯大林理论，而是杂糅、融合了西方民主政体。正是这种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治下智利在政治上保持了原有的民主、多元，但在经济上却完全践行着计划经济的那套——国有化、中央调配。而皮诺切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政治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但在经济领域则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他之所以走上经济自由主义这一道路，一群被成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年轻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事件的当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引述Rosett的话写道“那些从芝加哥大学返回智利的学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参与政变的）将军们。”

　　在开头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些将军们忙于对异见者的屠杀和对权力的争夺，而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就更不用说这一方案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镇压和杀戮之后，皮诺切特将军终于有兴趣来关注经济问题了，但一开始他也只是信任他手下的军人，于是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军人们来负责。这些武夫弄弄枪、杀杀人还行，但要他们治理经济，真可谓是找个杀猪的来绣花一样，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从1973到1975年，通货膨胀一路飙升，危害变本加厉，再加上世界性经济萎缩的严重冲击，导致智利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这这种情况下，皮诺切特才记起那份经济方案，于是找到了“芝加哥男孩”，并请这些“男孩”中的豪尔赫.卡瓦斯（Jorge Cauas）、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等人出马，到他的军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土地部长等要职，以此来全面负责智利的经济改革。

　　

　　但在根深蒂固的国家干预思潮下，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军人们不满意于现状，但对于他们的改革却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于1975年3月，将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弗里德曼从美国请来，目的就是为智利的那么决策者和工商业巨头开讲座，进行洗脑教育，好为他们的政策的开展提供意识的基础。米尔顿.弗里德曼欣然的接受了这个邀请，前往智利进行了为期6天的公开研讨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宗师，配合着芝加哥男孩的方案，大力宣扬他的“休克疗法”，建议执政者的经济改革不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来刺激本国产业在竞争中成长和壮大，以此来激活经济。他特别强调，面对着问题，执政者应该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弗里德曼公开承认，采用这种办法，于短期而言，肯定会付出代价，如通货膨胀也许不会立马下降，但失业率却必然会上升。但正如戒除毒瘾一样，熬过了痛苦期，经济将会就此重生。

　　在会议中，皮诺切特与这位自由市场主义者有过一次长达45分钟的讨论，正如弗里德曼自己在笔记里所记录的：“他（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非常有兴趣....除此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他本人和政府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强调并催促我在访问结束后，为他写一个意见备忘录。”

　　过后，弗里德曼也的确于其返回芝加哥大学之后“写出了我的看法。”他的看法是认同那些芝加哥男孩所得出的结论。弗里德曼认为他们这些被军政府邀请前往智利的学者的真实角色就是去审核芝加哥学生的结论，盖章并予以批准。“后来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向公众和军政府推荐了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是打破原有的一切条条框框的约束，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走了一条与阿连德截然不同的路线，这包括采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因为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因此这也是结束通货膨胀、恢复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同时，降低部分税收，还废除了最低工资制和取消工会权利。由此，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下，智利经济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980年代的不到10%。而1976-198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也迅速上升，而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从1973年起到1995年，在这22年里智利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婴儿死亡率从6.6%下降到1.3%，而人民的预期寿命则从64岁大幅上升到73岁。由世界经济论坛所编制的“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每年更新一次，2010年，智利排名世界第30位，在拉丁美洲排位第一，将第二、第三、第四的巴拿马（第53位）、哥斯达黎加（第56位）和巴西（第58位）远远抛在脑后。

　　就智利问题一些答疑

　　有人就我的上述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意见如下：

　　不是很同意韩先生的观点。委与智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国有化私有化，不是是否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他们经济单一化，除了资源外，没有其它有水平的产业。工业化水平低是它们的主要原因。正如粮食，种地农民不赚钱，卖米的商家赚钱，一样的道理。

　　我的回复是：这个观点基于资源诅咒和荷兰病来分析。看似有理，但确是似是而非。正如我文中提及的，“委瑞内拉与智利最具可比性。一、两国的共性是都是富资源国，委国富有石油资源，智利富有铜矿。”就如石油是委瑞内拉的命脉一样，铜也是智利的命脉。铜在智利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占有30%的市场份额）。截至2015年，采矿部门贡献了GDP的10%，占据出口的一半以及总投资的30%。 从这可见，两国经济结构其实很相似。还需特别注意的是，石油与铜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大宗商品。石油涨说明经济改善，经济改善那铜的需求也自然会上涨。同理，石油跌铜断难上涨。于是问题来了，面临同样背景的智利和委瑞内拉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呢？智利可是目前拉美唯一的发达国家。

　　就智利，推荐两篇文章：

　　1、环球时报文章：在智利华人的眼中，这个南美的“丝带国”是什么样子？

　　当地时间10月24日，中国网络名人环球行拉美站的团员继续展开对智利的访问行程。在一天的众多行程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并非既定的参访，而是晚间在下榻酒店与一位已在智利生活7年多、从事国际贸易工作的周先生之间的深度交流，他以当地华人的视角从多个面向讲述了这一有着“丝带国”昵称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

　　国家总人口1700多万的智利，目前华人仅占2万，这部分是由于中智两国自然地理位置实在相距太远的原因。不过，已习惯智利生活、会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周先生认为，智利当前是拉丁美洲发展最好、治安状况也是整个拉美最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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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对记者说，目前智利的几大重要产业包括铜矿业（智利的铜产量占全球超过三分之一，占智利GDP总量的约四分之一）、农牧业以及渔业等等，工业、制造业则相对薄弱。依靠着其资源禀赋及无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智利在国际贸易中大力主张积极开放，还是TPP（跨太平洋(行情,诊股)伙伴关系协定）的四个发起国之一。

　　他进一步介绍，已故前总统皮诺切特上台后大幅推动改革，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很多原属国有化的东西私有化。这一方面让智利快速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接近15000美元，加入了OECD（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2、人民网(行情,诊股)转载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拉美投资热潮兴起西班牙语人才走俏

　　智利是位于南美洲西南部的一个狭长国家。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智利拥有较高的竞争力和生活质量，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全球化的、自由的经济环境，以及较低的腐败感知和相对较低的贫困率。被世界银行集团视为高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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