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舞的发展历程
关于民族舞的发展历程
各民族自然传衍的舞蹈——尤其是技艺性较强的,在传衍过程中其基本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艺人身上,他(她)们大都是农民,堪称民间舞蹈家,但长期以来地位低下,甚至过着忍饥挨饿、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抢救遗产”也是对身怀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拯救,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艺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破天荒地登入了大雅之堂。
这一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也可说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一代的舞人自觉沿着《讲话》的指导思想,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认真地对于那些,看似“粗糙”却是“最生动”的民间舞蹈进行学习、搜集、整理,本着“去其糟粕”——剔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健康成份,“取其精华”——选取最具人民性的审美特质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
在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在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洋溢着时代气息,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舞蹈。它们不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世界舞坛所瞩目。前面已经提及的如:戴爱莲的《荷花舞》、《飞天》;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等都是这一时期领时代风骚之佳作,象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红绸舞》(群舞)首演于1949年,编导:金明(1927——)等,编曲:程云,首演者:长春文工团郑建基、王亚彬、刘海茹。一队男女青年,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 “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变幻的“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舞蹈以民间秧歌和传统技艺——“百丈帆”为基础,选取了“燃烧的火把”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宣泄着人民得解放的共同心声。1950年该舞第一次进京演出,轰动首都。次年,入选参加第3届“世青节”获金质奖。半个世纪以来,演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和世界的五洲四海,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它是:“中国之火的象征”。
其它汉族舞蹈,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年“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罗嗦》、 《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她)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远”,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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