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舞与摇滚乐的青春记忆

　　

　　街头霹雳舞，图片来源：凤凰网

　　文/黎江一、霹雳舞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躁动、颤栗的年份。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中国流行音乐圈刮起了令人注目的“西北风”，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代表歌曲有《黄土高坡》和《信天游》等。另外，第一代摇滚音乐人开始积攒力量纷纷推出专辑。此外，最让年青人如醉如痴、魂不守舍的当属霹雳舞了。这种带有个性叛逆的舞蹈形式，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

　　毫不夸张地说，霹雳舞就是那种能给人带来新鲜力量和视觉冲击的反传统舞蹈。我记得第一次约同学去看美国进口电影《霹雳舞》，就被镜头里黑人兄弟那些奇妙而怪诞的动作深深吸引。用当时流行的时髦语来讲——彻底被“震”了！以前从没见过，震晕了。看电影时，觉得自己两只眼睛不够使，回家后彻夜难眠，内心渐渐荡漾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

　　从此，我和小伙伴们开始了对霹雳舞漫长而狂热的追踪。

　　电影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后来忍不住去看第二遍、第三遍，再后来影院不演了，就在大大小小的街头录像厅看，只要是和霹雳舞有关的录像片都不放过，又从新华书店买来各种图文并茂的霹雳舞书籍，一边看一边仔细揣摩。霹雳舞的肢体语言不苛求固定的章法，但是对每个动作要求却很精致，要从身体细小的关节与肌肉着眼，想跳出随心所欲的感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每逢周末或假期，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总会聚在一起苦练。那时流行的扮相是额头上绑一块红巾，身穿蝙蝠衫与宽松裤，脚蹬红黑双色高帮胶鞋。在客厅里跳，也在卧室里跳，常常为了一个好玩的动作，我们对着大衣柜的镜子反复练习，录音机伴奏用的音乐是在市面上非常畅销的盒带，如《野狼迪士高》《荷东舞曲》等，最有感觉的当然还要属《霹雳舞》电影原声带，一听那音乐就浑身来劲，那音乐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青春的热血、彷徨和莫名其妙的忧伤统统传递过来，感觉特别到位。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同伴逐渐练得有模有样。到了年底，我们在迎元旦班级联欢会上着实表现了一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大家的反响很好，掌声雷动。用今天的话形容就是，哥儿几个当时“酷毙”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个刚转学到我们班不久的女孩在现场发出狂喜而尖叫的声音，所以那天我特意朝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相关文化部门在人民公园曾组织过一场大型活动。公园里有个面积不小的旱冰场，那天，全城好几支颇具规模的“霹雳舞团队”相约切磋舞技。斗舞是比舞的一种形式，大家通过各自创新的动作来比赛，看谁最有创意，对于舞者来说，你思想越自由，创造力就越丰富，而创造力越丰富就越能赢得比赛，竞争与自由的特性在这里形成了有机统一。当强劲的节奏响起，黑人原声音乐从大功率的扩音机里喷薄而出时，我看到整个广场沸腾起来，到处是一片舞动的海洋。就说那些传电动作吧：两只手臂放松伸展开，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微妙的抖动关节，像流水一样滑过的曲线流畅动人；还有那些模仿机器人的动作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舞者们身穿黑色霹雳舞装，戴着五指裸露的皮手套，显示着不一般的自信和力量，他们曲指、动臂、勾手、摆胯、抖肩，颤抖的手臂和痉挛的小腿；还有冲浪一般的滑步和五官错位、扭曲、幻影，真是一个比一个玩得地道。

　　我还看到有个光头小伙子突然弯腰抵肩，就势在地上打起飞脚。更惊心动魄的是有两位高手兴奋地跑上舞台翻开了筋斗拿开了大顶，像京剧里武生一样，其中一个竟然还做起了托马斯旋转。围观的人群情绪也被感染，红男绿女们完全被音乐主宰而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纷纷把手臂伸向天空，一边喊叫一边为上台的舞者击掌打拍，像中了魔一样，疯狂地随着音乐即兴摇摆。也有调皮的观众猛吹口哨，场内的空气似乎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

　　多年后回想起来，在那个急速变革的转型年代，霹雳舞似乎成了年轻人的某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的是自由表达、张扬个性、享受生活、勇于挑战的价值观。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提起当年曾风光无限的霹雳舞，都说早已过时，我对此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霹雳舞并没有消失，只是改良了。你现在打开电视机，就会看到不少人在跳一种叫街舞的东西，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当年流行的霹雳舞成分。那些柔姿、破碎、旋转木马、太空步、电动机械等花样令新一代小鲜肉们如痴如醉。作为一种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文体活动，街舞这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开来，等于霹雳舞变成另外一种更丰富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崔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二、摇滚与崔健

　　崔健的90年代是从第二张专辑《解决》开始的。1991年春天，我在去往南京的绿皮火车上用“随身听”反复听这盘磁带，音乐风格相比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有了不少变化，里面不少歌如今仍是他在演唱会常用的曲目。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到1994年春，崔健推出《红旗下的蛋》，有意味的是，专辑中有首歌就叫《九十年代》。1996年推出《1986—1995黄金十年精选集》。临近世纪末，他推出《无能的力量》，以实验性的手法，结合黑人饶舌音乐的节奏特色，唱出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巨大嬗变。

　　90年代初，还有一场现代音乐会在首体举行，参演乐队为唐朝、ADO、呼吸、眼镜蛇、宝贝兄弟等，其中ADO就是崔健的早期乐队。这是京城摇滚圈第一次大型演出。此后内地摇滚乐迅猛加速度发展，出现了许多名载史册的乐队和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0年同步在台湾发行，这是内地摇滚乐首次在海外发声。崔健的呐喊像滚滚雷鸣，引领海峡两岸一大批正处于青春困惑期的年轻人投身摇滚热潮，呼唤人们用音乐来阐述自己的生活。

　　在资深乐迷心中，永不会忘记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那个夜晚，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个挽着裤腿的毛头小伙子怀抱吉它站在台上，观众还在为突然出现的这个形象窃笑时，他扯开沙哑的嗓子发出怒吼：我曾经问个不休！这一声，至少让现场观众思维停顿了五秒种，然后人们才反应过来，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的场景即使你没到过现场，也可以纵情想象：崔健摧枯拉朽般的呐喊和毫无顾忌地尽情宣泄获得接连不断的掌声。那个夜晚当人们走出场馆，还在议论纷纷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事件。

　　作为摇滚先驱，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的成功演出，使他成为内地乐坛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歌手，但此后崔健的命运一直处在坎坷之中，

　　至今难以忘记《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MV，张元拍摄。只要想起那首歌，画面就铺面而来，MV中崔健和他的小伙伴们迎着风雪，一副桀骜不驯，不屈不挠的样子。崔健在前，吉他手艾迪、萨克斯刘元、贝司张岭、鼓手张永光（鼓仨）几个人在大雪中呐喊歌唱。

　　9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音乐形式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这些年，无论看崔健的现场还是看VCR，他已经有了固定的套路，比如当台下歌迷群情昂扬高呼崔健的名字，崔健会站在麦克风前大声问：朋友们你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歌迷们齐声回答：还凑合！然后，一曲《凑合》就轰轰隆隆开始了，许多人情不自禁地随着节奏边挥手边歌唱；再比如，每当崔健在舞台上演唱《时代的晚上》和《超越那一天》时，他总会邀请台下的姑娘们一起上去跳舞，在载歌载舞中演唱；演唱《一块红布》他会用红布条蒙住自己的双眼，说：我看见了幸福。还有的时候，往往在演出完毕后，人们长时间有节奏地高呼崔健名字，于是已经累得不轻的老崔只好出来再加演一首，那就是最为广泛传唱的《花房姑娘》。

　　几十年来，摇滚乐以其自由的表达方式，对复杂的社会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以极具震撼力的音乐表演形式打动年轻人的心，摇滚乐延续至今，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精神寄托。2014年秋天，我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看老崔电影导演的处女座《蓝色骨头》首映礼，当他在舞台上唱起《不是我不明白》时，我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摇滚乐走到今天，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乐队数量非90年代所能比拟，音乐风格多元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是无论崔健怎么用吃奶的力气推广，在《中国之星》舞台上还是能看出乐队极度不适应，我估计痛仰和舌头等乐队都后悔了，他们还是在适合迪吧、LIVEHOUSE、户外音乐节演出。所以说，摇滚乐的大众普及化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前程漫漫，好在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2000年初，元旦刚过去的几天，崔健率领两只当时的地下乐队，瘦人乐队和扭曲的机器来淄博演出。那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知道90年代结束了，新世纪到来了，而崔健的摇滚事业才真正迎来更广阔的天地。

　　摇滚乐因其自由奔放的风格，深受年轻人欢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重金属

　　听摇滚听了很多年，不论内地摇滚乐坛如何喧哗热闹，我仍旧怀念90年代曾经迷恋重金属的那些时光。今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朋克、电子乐和实验另类等，他们没经历过90年代早期那段辉煌的重金属时代。当他们在90年代后期或新世纪里喜欢上摇滚乐时，大陆音乐圈已经是到处在模仿NIRVANA或PRODIGY等；我也相信，今天60后左右的资深乐迷就像电影中的老炮儿一样，还回味在上世纪70年代的欧美迷幻、实验音乐中，他们把那段时间称为“世界摇滚盛世”。我很尊重这批先驱者，正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通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著书立说，发表各类文章，把西方摇滚普及到了内地，我们今天才得以听到这样或那样风格多变、千姿百态的音乐。

　　大约是在1996年左右，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重金属音乐被太多的人诟病，我在不少音乐刊物（譬如《我爱摇滚乐》、《音像世界》以及当时比较激进的《通俗歌曲》）读到一些乐评人对重金属的竭力讽刺。仔细观察，这些人中不乏“技术无用论”的拥护者，但是滑稽的是，他们却极力推崇另一种技术——“三个和弦万能论”。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炒作，但可以确定的这种推广完全忽略了音乐本质。“三个和弦万能论”这个概念在当时抛出后简直一呼百应。如今想来，这是一批急于登堂入室而基础不扎实的音乐人的集体悲哀。我不晓得是当时俄罗斯核工业泄露的缘故，还是大伙儿在世纪末笼罩的悲伤情绪中走不出来，反正总有一批愤怒青年经常呼啸成群、拉帮结派，每天叫嚣着要pass崔健，pass重金属。

　　还有一类对重型音乐从心底无法容纳的人，不难猜，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本来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阅历、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不同，喜欢不喜欢重型音乐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个群体中也有人走出来，对处在低谷中的重金属落井下石，他们简单的逻辑以为，重金属音乐等于纯发泄，等于一群怪诞的暴力分子。如此只能说，这种偏见恰恰证明他们不了解重摇滚歌手：几乎每一个重摇滚歌手猛兽一般的驱壳内，心中都隐藏跳动着一颗细腻敏感具有人文气息的心灵。只要你仔细倾听、反复倾听他们歌词里透出的寓意，起伏跌宕的旋律和充满诗意与梦幻的编曲风格，你自然会懂得。

　　我想起在淄博看过的一次地下演出，具体地点是淄川般阳大戏院，演唱会的名字取得很有水准，叫做“故意摇滚”。这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从淄博中心区骑着刚买不久的五羊牌变速车，一路哼唱着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赶往20公里外的淄川去听这场演唱会，两个小时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又连夜返回。这是淄博历史上第一次地下乐队的聚合，基本上都以重金属为主，一帮平均年龄25岁左右的青年，完成了这个普及任务，把摇滚乐推向当地。作为地方音乐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它与京城摇滚圈没有任何关系，作为鲁中地区民间音乐的首度发轫，为淄博亚文化领域的建设填补了空白，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老鸭乐队（至今仍在京漂）连蹦带跳唱唐朝《选择》的那句：看到人们显示自己，恶心增强了我的困意，走进角落打开身躯，看到希望正在呼吸。全场沸腾了，我落泪了。

　　之后不久，我在淄博美食街神剑迪厅，碰到刚从北京回来的谢天笑，他带着几个乐手当晚在那里演出。我看见他的脸色憔悴而迷惘。谢天笑组织的乐队当时叫“冷血动物”。他们也曾受过重金属的影响，但后来的风格偏向去模仿Nirvana涅槃乐队。1998年，淄博地下音乐力量再次汇聚，这次是在青少年宫，本土数十只乐队依次登场，其中也有上次在淄川演出过的，但这次原创作品的比重加大了。谢天笑也曾被以淄博老乡的身份，再次请回到家乡参加演出。重金属摇滚乐在淄博以蓬勃的力量持续发展壮大。

　　精彩的音乐总能给人留下无限的畅想。音乐形式和种类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我们的音乐氛围更加多元、扩张。摇滚乐对我而言，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此，向至今仍活跃在摇滚前沿并坚守金属路线的前辈致敬，他们中有唐朝、轮回、超载等，也有组建二十多年以上的老牌死亡金属如“冥界”等一批中坚力量；也借此文向越来越年轻化，充满活力，丰富多变的摇滚新一代致敬。

　　我怀念重金属的时代，因为在最青春的岁月里，是重金属带我进入了一片音乐的苍穹。就像有人喜欢口味清淡，有人喜欢加盐，而重金属始终是我的菜。只要这种音乐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今后还继续吃。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黎江，生于70年代初。山东淄博人。1994年进入国企参加工作，跨入新世纪后单位破产，2002至2012年先后做过娱乐公司音响师、服装经销商、网刊编辑，地产公司文案策划、企业内刊主编等，2007年和友人成立音乐工作室，为单位及个人制作单曲。曾有小说、诗歌、随笔、评论等体裁作品散见国内文学刊物及纸媒。现居山东淄博，某文化传播公司项目研发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