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江湖来客

　　他演出的困窘、荒诞、执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普通人，他的戏谑，不过是挣扎过后，人们想说又说不出的自我消解

　　黄渤最近喜欢牡丹。他在自家窗台上种了一排牡丹，每天鼓捣。

　　

　　这喜欢来得突然，回过神来，黄渤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跟黄磊念叨：“我怎么喜欢牡丹！”

　　黄磊才不诧异——这明明就是“小渤”的生活常态，他称自己和黄渤都是“过时的人”：“我是左手锅铲，右手拿点什么，小渤呢，喜欢在家里做点小手工，去摘野菜，摆弄花花草草。”黄磊告诉《博客天下》。

　　这些年，黄渤在银幕里，惟妙惟肖地演着各种人物，票房和演技收获好评;参加综艺真人秀，他把金条藏在鞋帮里，“坏”招频出，以戏谑应对一切;在镜头外，他做手工，玩摄影，摆弄花草，努力保留生活中的寻常趣味。

　　在底层挣扎的角色与侍弄牡丹的雅士，金条与花草，“坏”与憨……成为黄渤的一体两面。在漫长的未成名岁月里，他的步伐遍布江河湖海，田野大棚，一手攥着生存之累，一手握着生活之趣。

　　成为演员后，这些都成了黄渤的彩蛋——往镜头前一站，一万个在凡俗生活里挣扎的人是他，一万种真切的市井细节充满他。他演出的困窘、荒诞、执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普通人，他的戏谑，不过是挣扎过后，人们想说又说不出的自我消解。

　　娱乐产业的喧哗繁荣，让黄渤成了少见的那类演员——与世俗贴心贴肺、贯通金字塔两端。黄磊感慨：“这是小渤最可爱的地方。”

　　一个需要草根显灵的时代，过时，也是入时。黄渤对上了这个时代的脾气。

　　野生经验

　　黄渤和闫妮最近聊了一次天。闫妮说：“感觉你现在有北野武的气质。”

　　

　　北野武，这个最不正经的文青，也是最会演戏的导演之一，在艺能界竭力搞笑，在黑色电影中出演悲情流氓，现实中却心思细腻，内心藏得住温柔。这样的人生反差，闫妮觉得黄渤身上也有。

　　成名后，他常常一进屋，就被众人起身让座。人群中的拘谨、恭敬，让他恨不得“扭头就出去”。他说“我这屁股也没那么大，需要让那么多座儿吗”。

　　这是一种很妙的情感：自嘲，无奈。这是属于黄渤的独特气质，多半拜早年“在路上”的生活所赐。

　　年幼时，黄渤在学校成绩垫底还调皮，没少被找家长，唱歌成为他唯一获得尊严的事;少年时，他从青岛出走，成了游走四方的流浪歌手。城乡社会以最真实的面貌在他面前打开，构成他认识世界的底色。

　　在《极限挑战》里，黄磊觉得他“有中国式的（聪明），每次都在鞋帮里、裤腰带里放着东西，这个就是他的‘坏’招，这就一开始混江湖的状态。”

　　但这样的状态，才是黄渤的快活。

　　在云南，他能跨上一个胡子拉碴的傣族男人的摩托，在版纳市区里驰骋两个小时，吹迎面而来的热带晚风。吃着傣味烧烤，喝一坛当地人自酿的土酒，学傣族话，划傣族拳，行傣族酒令，吆五喝六，无比畅快。

　　去重庆，他在长江大桥下一片美丽的鹅卵石滩上，一颗横心一条泳裤，买一个漂流包，交50元年费，成了重庆长江游泳队正式队员。游泳队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黄渤聊得欢快，每天几十个人一起下水，从长江大桥一直漂流到朝天门码头，和急流搏斗，他兴奋地想叫。

　　“我本身的生活跟积累里头，其实顶端的东西并不是太多。”黄渤对《博客天下》说。他真正熟悉和感兴趣的，是手机外放音箱里各色声音、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孩子、在镇上骑着摩托车无所事事的青年……

　　一个写字楼里的西装白领和一个在桥下修摩托车的青年，黄渤觉得后者更生动。“你不觉得最丰富，最有生命力，最有活力的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种种生活和生命的细节，成就了他表演时的丰满和扎实。

　　

　　黄渤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边江对《博客天下》回忆，第一次见黄渤，他顶着一头亚麻色长发，边江心想，“这人长得……他来考电影学院？”特长表演时，有人念诗，有人翩翩起舞，黄渤一段霹雳舞“一下就被把很多人都給镇住了”。

　　考入表演配音班后，黄渤年纪最大，担任班长。常带着同学们翻角落、倒垃圾桶，寻找表演道具。边江觉得“渤哥”特别善于观察生活，“什么都会，又喜欢钻研”，路上捡到根木头棍子，被他鼓捣两下，就是一把枪，或是一根拐。

　　同班的孙雷也告诉《博客天下》，黄渤大学的时候“就喜欢鼓秋事儿”。他给同学们做鱼翅捞饭，用香菇假装鲍鱼，美味足以乱真。他做的炸酱面，孙雷回味至今。

　　毕业后，黄渤带着大家接录彩铃的活。舍不得租专业的录音棚，在边江租的房子里，黄渤找来四根粗木棍，四面裹上军用大棉被，顶上再捂上一床棉被，里面支上简易麦克风，一个简易的录音棚就搭好了，录出来的声音干净，效果好。

　　那个夏天，黄渤和同学钻进这密不透风的“棚”里，顶着一身臭汗，喜气洋洋地念着：“我祝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星高照、四喜发财”。

　　好友王迅羡慕黄渤早年丰富的人生经历，时间将它们沉淀为一个好演员的底蕴，“他看得多，又是一个聪明人，他有机会模仿和记忆。他把这些东西都存在他的表演银行里边，这些东西也不断地自我发酵。”

　　与人间烟火厮混久了，黄渤的身上有种无法抹去的朴实。2006年拍电影《一诺千金》时，黄渤顶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迷彩制服，拄了根木棍，站在荒草中。现场的真民工羡慕地问他：“你是从哪个工地被挑来的？挺好，拍戏这活不累！好差使让你碰上了！”

　　和黄渤熟络起来后，闫妮发现，黄渤和自己一样，有过各地走穴表演的经历，是“很有生活根基的人”。

　　

　　那种“根基”，源自他们都唱过上万人的场子，也站过观众寥寥的舞台。观众的多寡远近，决定了他们的表演分寸。他们需要和台下的观众同呼吸，在恰当的节点上抛笑料，早一拍或晚一拍，台下的欢呼和笑都不能尽兴……这种锻炼，成了一种野生经验。

　　1994年，黄渤来北京追梦，在王府饭店地下二层的酒廊唱歌。他诧异地发现，这里的歌手不需要搞熱气氛，也不需要事先编排串词，“全是艺术家”。黄渤那些源自底层百姓的热闹招式，反而成了吸引观众的灵丹妙药。

　　还没来得及在“艺术家”的氛围中锤炼成知名歌手，演员的身份先让他家喻户晓。观众和导演都爱他，因为他演活了那些带着七分朴实三分精明的小人物。

　　2009年，黄渤因电影《斗牛》获得金马奖。庆功宴上，侯孝贤攀着黄渤的肩说：“以后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赚的钱还是要赚，但千万别丢了这份质朴。”

　　管虎也对初入演艺圈的黄渤说过类似的话：你千万别出去拍那些烂电视剧，你身上就那么点值钱的东西——就是你的真挚和你的朴实。

　　无法任性

　　也会有某个瞬间，看透和厌烦的情绪从黄渤心里跳出来。

　　他会忽然自问：你是出名好啊，还是不出名好？是No.1好，还是差不多就行？

　　黄渤明白，在这个行业，衡量一个好演员的标准之一就是观众的认可，所以“当然想出名”。但是他对争第一第二没太大兴趣。他描述起那种爬上顶峰的感觉：仅剩的念想就是“竭尽全力别落下去，在尖上左挪右挪，只是站在那儿，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是多少，真的是喜悦吗？我可能觉得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

　　“是无聊啊。”

　　

　　黄渤的无聊不难理解。每当新电影上映，他要回答已经答过一百遍的问题;要换上有陌生气味的衣服，对着镜头摆出一个个定制的表情;要坐上黑漆漆的商务车，等后排工作人员拿出一沓A4纸，他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

　　“自己都烦。”黄渤说，但他告诉自己“要不厌其烦”。他体会记者的辛苦：“对我来说是一百遍回答，对人家来说是第一次提问。”因此他对采访有罕见的包容度，如果某个问题回答得多了，那就想法儿换个方式回答，或者开个玩笑。

　　孙雷说，黄渤并不是有太强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的人。

　　这不是一种天生的钝感，黄渤分明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但早年独自闯荡社会的经历，使他形成了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那时候他去巡演、走穴、练舞蹈、酒吧驻唱也好，他都是要看别人眼色。”

　　早年蹚过的路和成名后的同理心，让他成了一个无法任性的人。

　　无论在何种场合，遇到观众或粉丝上前攀谈、索要签名和合影，黄渤从不拒绝。边江形容黄渤面对粉丝时的表情“特别有耐心，特别乖”。

　　有人把他认作王宝强，他还能陪着对方开开心心聊半小时《天下无贼》，临别前认真签名“王宝强”。

　　常有人给他递剧本。百忙中他咬牙看完，90%距离搬上荧幕还差得远。可他既不好意思直言打击对方，又不想骗人，常常为了如何回复，大费脑筋。

　　黄渤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递作品”的无望。他至今收藏着写歌的本子——当年他觉得这些堪称传世之作。那时，他去唱片公司给人递小样，对方回复：“好，我们听一下，到时候会通知你。”出门后，黄渤看见旁边的储物间里有一个大纸箱，“里面全是小样。当时就知道，可能用不了一个小时，我的那张就在这里面待着。”

　　握过“火”，也抱过“冰”，黄渤无法直接拒绝那些怀揣着希望和梦想的人，即使是大楼的保安递过来的本子。“那么苦闷的生活，有这样的幻想，没必要给人打破。”黄渤说，“这是对人生希望的尊重。”

　　有了名气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黄渤舍不得换手机号，怕和遍布天南海北的旧友断了联系。

　　但也有一些极少联系的人，忽然就变成电话那头的“朋友”：“渤儿，干什么呢？我这儿有一帮人特喜欢你……给我们说个青岛话听听呗……”黄渤忍住脾气，挨个对着电话里的张总、李总问一圈儿好，之后才对“朋友”说：下次来这电话我真不给面子了，我都给你胡噜一圈了，太尴尬了。

　　热闹实在是太多了，他不可避免地想要逃避。

　　

　　最吸引他的，仍是市井生活。他心里最向住的，是寻常小区，楼底下就是菜市场，出门走几步，就能好好逛。而现实是，他早就不知道现在的地铁是什么样、挤公交是什么感觉。

　　他常跟同事们感叹：原来现在洗车这么贵了！一盘鱼头泡饼加三碟小菜竟然超过100块钱！他总爱说，头几年，在我们那儿，价格如何如何。同事们“无情”地回击：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价了。黄渤讷讷：哦，好吧。

　　在青岛的发小发朋友圈，“下午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去找谁，谁也不在家，就去海边坐会儿。”黄渤盯着这条看了好久，啧啧叹气：“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太美了！”

　　2018年夏初，黄渤参加《向往的生活》录制。在浙江的农村，夜深了，他和黄磊、何炅、王迅、于和伟等人坐在一起，哼着过时的歌，有一搭没一搭聊着闲篇儿。有人熬不住睡去，黄渤舍不得离开。在类似的场合，他常常不愿意宴席散去，总是央着，“再聊会儿，再聊会儿”。

　　王迅说，黄渤喝酒之后有个“毛病”——舍不得走。《极限挑战》第三季杀青那晚，黄渤也和黄磊、孙红雷喝酒聊天到天明。王迅最初以为黄渤酒量深不见底，相熟之后才发现，有时他明明喝高断片了，但是靠控制力撑着，依然没事人一样。“他平常工作压力太大了，需要在这个时间段真正地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和几个朋友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2017年黄渤回青岛拍《疯狂的外星人》，就住在海边的酒店里。白天人多，工作忙，黄渤一直熬着，直到凌晨1点，终于忍不住了，摸黑到了海边。那是仲秋的青岛，午夜的海水冰冷，黄渤跃跃欲试，冲下了水去几次，都被冻了回来。

　　这个青岛海边长大的孩子，连说话都是海蛎子味儿，却没法儿在家乡的海里随心所欲游个痛快。那晚黄渤悻悻地回去，在酒店的泳池游了几下，睡了。

　　国王的宝藏

　　

　　不能隨心所欲地混迹于人海，黄渤还是努力给自己找乐子。

　　拍摄电影《一出好戏》期间，作为导演和主演的黄渤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工作量。两个月下来，他腰间的皮带往里收了三个扣眼儿。即便忙成这样，黄渤还是在某个深夜溜到海岸边，守着一年一度的海龟产卵。日本拍摄杀青的最后一天，黄渤给自己终于放了一天假，围着那座丰美的异国海岛转了一圈，扎进他最爱的大海里。

　　他对“物”的热情也在疯狂滋长。他家里有一个“仓库”，装满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心爱的小玩意儿。

　　有炮弹做的杯子，纸艺的灯，街边的小画，路上的石头，能贴满一面墙的冰箱贴，各国的风铃，欧洲的铁艺，台湾的铁雕，泰国的木雕，日本的卡通玩偶……他最引以为荣的“壮举”，是从欧洲背回来整整一箱100年前的门把手，纯铜的、水晶的、玻璃的，他得意扬扬地形容：“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的，纯铜的那个，一收20多个，我的天哪，提箱子那把手都断了！”

　　去世界各地的沙滩，他都带一桶沙子回来;去北极圈，他就背回来一块裸冰，化的雪水装了两个大口可乐瓶，一瓶送给好兄弟刘桦，一瓶自己冲茶，那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在挪威冰雪森林，他寻觅了两粒珍贵的兔子屎送给江一燕……

　　别人称赞他有童心，他说：“我是个收破烂的。”

　　拍《一出好戏》时，剧组在青岛搭建了一艘实景废弃船。杀青后，黄渤就惦记上了。他把看上去最有质感的金属窗、大铆钉，都拆下来带回家，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盖一个金属小房子，把这些都用上。

　　这些宝贝，安安静静地躺在黄渤的“仓库”里。黄渤待在家里时，就去仓库里扒拉宝贝看，感觉像国王坐拥的宝藏。

　　他享受独处，也享受与自己聊天。

　　画画是他与自己聊天最舒适的方式。

　　刚开始练国画时，他去买画具，店主问：你要生宣还是熟宣？把他问愣了。老板索性推荐他用最便宜的宣纸。他不介意，回来就开始动笔。

　　许多人夸他水平不错，他却不愿意把兴趣拔高，总是说只是胡乱画画。

　　花鸟鱼虫、风景人物，油画、国画、素描，黄渤都能画上几笔，赶上手里没画笔，用牙签在香蕉上戳一只马头，也乐在其中。

　　拍电影《寻龙诀》时，特效多，一个镜头的景要摆上两三个小时，演员在现场各自打发时间。夏雨在一旁练魔术，黄渤就低头画画。“天天乌泱泱的一堆人，你要不断地交流。去做活动也好，采访也好，或是跟人拍戏，永远是这样……其实那个（画画）就使自己挺舒服的。”黄渤说。

　　处女座都纠结，黄渤有时会随身携带一枚“纠结币”。硬币的一面是笑脸，一面是哭脸。

　　早上起床时，“今天这事会顺利吗？笑脸是Yes，哭脸是No。来一个！”说着，他在桌面上转起了纠结币。

　　纠结币是为动漫《黄逗菌》打造的周边产品。黄逗菌是黄渤的二次元平行萌物，身高6.5厘米，头戴小黄花，酷爱秋裤，性格纠结，喜欢自己和自己对话。在第一季第一集里，它提着一只红白编织袋，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

　　有人看了《黄逗菌》感到不知所言，也有人明了：兴趣使然，做些可爱的事，一切都值得。

　　不被异化

　　

　　2018年早春，黄渤给某品牌拍的短片《疯狂的兄弟》上线。故事里，已经成功的黄渤，穿越回1994年，遇见了24年前的自己。北方农村的庙会里，人群川流不息，小巴车吆喝着“青岛五毛，崂山一块”。44岁的黄渤，抬头看着20岁的自己，留着长发，在简易舞台上，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跳着太空舞。忽然一个劈叉，“嘶”一声，台上的黄渤裤裆裂开。他捂着裆下去，回到后台拿着针线自己缝补了起来。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黄渤将它搬到了2018年，与现在的自己面对面。

　　那是他生命中最信马由缰的几年。他带着自己的“蓝色风沙”乐队在各地演唱，“不以挣钱为目的，靠一个音乐梦想支撑，不管不顾，完全跟着心走。”他和乐队的兄弟们，练新歌，跑新的城市，打开地图，杭州没去过，去吧;桂林没去过，去吧，各地的名山大川，各式的亭台楼阁，拍了一堆背景雷同的照片，回家后分不清哪是哪。

　　每落脚一个城市，他们就打听，你们这儿晚上最火的是哪儿？然后就兴冲冲地去试场。他们去洋货市场买布，自己设计衣服，“肩膀要插出来”，裁缝听得宛如天方夜谭。拿到演出费后大家平分，各自往家里寄钱，剩下的都放一起，集体保管。

　　除了年少轻狂的快意，也有辛苦。演出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观众。台下的人高喊着“黄渤，来喝一瓶”。黄渤无法拒绝，只能一饮而尽，最多一次一晚上喝了11瓶。

　　江湖里打滚，黄渤见过原本单纯的人在风尘中变异，也见过恶徒在火拼时流露温情。他发现太多真实世界的荒诞与变异，远远大于戏剧。黄渤说，生活最沸腾的部分始终在底层，“所有时代的最明显的信息符号，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平时演的可不就是这里边的百姓吗？”

　　炎凉看得多了，黄渤对生活多了一份松弛。他潦倒过，但不至于惨到没吃没喝;他被人轻视过，却不至于让他意难平;他对周遭的不恰当相当敏感，却又能在事后呵呵一笑，就着杯中酒，唱一首《和往事干杯》。

　　黄渤怀念那段人生。2007年，他到西安领奖，晚上偷偷跑回以前住的小旅馆，看老板没认出自己，便装作要住店的样子，上楼到以前住的房间看了看。一切都是老样子，只能通过一人的窄楼梯，走廊上磨得锃亮的铁扶手，镶着磨砂玻璃的小窗……眼泪就流了下来。七年前，他就是从这出发到北京，演了人生第一部戏《上车，走吧》，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成名后，上车前有人殷勤致歉：“黄哥等等啊，车等会儿过来。让您久等了。”上车后有人会呵斥司机：“怎么不提前把空调打开！”他想起成名前，自己有一回在剧组拍夜戏，收工时找不到车回去，制片把他打发到饭车上，回程一路紧贴着饭桶。

　　反差之下，黄渤感慨：生活本质的时刻在成名之前，而不是现在。“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成名要趁早？我不太理解这话。”

　　因为这份清醒，黄渤曾自问：几斤几两心中还有数？他怕如今脚下的软垫会让自己身心不稳，扭伤了脚踝……他说：黄渤，别晕。

　　王迅说，黄渤的底色始终没有变，“我记得他爱吃的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他也喝得还是那些。”在他看来，黄渤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成名之后也能保持自己，不被异化。

　　孙雷眼中的班长，也和当年一样，总是“贱嗖嗖的”。他们的班级聚会，有个特殊的传统——每个男生都要被“扒裤子”。黄渤善于指挥大家扒别人的裤子，自己却总有办法全身而退。相比像个英雄、领袖人物那样粉墨登场，黄渤更乐意让别人寒碜寒碜自己，自己再寒碜寒碜别人。

　　另一些熟悉黄渤的人则念念不忘他的细心和周到。

　　他看到老师徐燕家里沙发上有一个洞，就给老师换了个沙发。今年，他索性把老师接自己家，帮老师家重新装修了一遍。

　　前段时间闫妮去拍戏，发现剧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的手串品相不凡，后来得知，这串昂贵的手串，是黄渤送的。

　　闫妮说，黄渤和自己一样，少年打拼，即便成名也不铺张，送这样的礼物，一定是因为黄渤知道对方真心喜欢这个东西，“他愿意把好东西送给一个懂得的人。”这样的赠与足以让黄渤快乐。

　　孙雷告诉《博客天下》，“在我接触的人里，可能黄渤是属于最不着痕迹的，最悄悄地去做这些事了，他都不会卖好。”

　　黄磊将普希金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开篇写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做年轻的时候该做的事，成年之后才去思考成年的问题”用在黄渤身上。他说，用四个字描述黄渤特别好——恰如其分。

　　他知道自己力所能及处，也承认自己力所不及处。

　　在《极限挑战》第四季“留守儿童”那期里，“男人帮们”面对留守孩子的困境，七嘴八舌说出解决方案。黄渤却格外冷静。他意识到这些孩子的处境，是与社会发展相关，个人能给予的帮助有限。和孩子们玩了三天，他也琢磨了三天。最后他说，帮助和资助，最大的作用是给孩子留下希望。

　　在那期节目的镜头之外，坐车离开时，黄渤一直望向窗外的盘山公路，罕见地一言不发。工作人员诧异，回头一看，默默递上纸巾。

　　黄渤的探问

　　“他是我觉得中国男人里，见过世面，却不油腻的那种人。”摄影师陈漫告诉《博客天下》，她是黄渤的朋友，掌镜这次的杂志大片拍摄。

　　“为什么……你们看过他唱《一剪梅》吗？”似乎想到了那个画面，她笑了起来。那是黃渤和左小祖咒为电影《夏洛特烦恼》演唱的主题曲MV，黄渤穿着黑白迷彩裤、黑上衣，站得规规矩矩，歌声高亢清透，带着莫名的放松和喜感。

　　拍完两组造型，临近收工，黄渤走出影棚，看到工作人员带来的小奶猫，他把装着小猫的双肩包挂在胸前，折回影棚，叉腰，挺肚，一脸天真地重新站定在镜头前：再拍拍这个吧。

　　这是黄渤当演员时养成的习惯：导演要一分，他总是奉上三分。

　　籍籍无名时，他拍《生存之民工》，把自己对剧本的想法写成纸条，一张张塞进编剧的门缝里，塞到最后编剧都紧张。

　　拍《大灌篮》时，闫妮经过黄渤的房间，看见半开的门里，黄渤坐在房间里织毛衣——那是剧中角色的本事。

　　“你就一直在这里织？”闫妮不能相信一个大男人愿意练这个。

　　“嗯，我想织得好一点。”

　　还有一次拍广告，黄渤在现场和导演讨论“创作”。他觉得拍得挺好，但对方找消费者测评，问看完后记住了什么？消费者说，记住了黄渤，他跳的那段舞挺好……

　　广告最后没播。黄渤从此明白，有一些规则，需要适应。什么是活儿，什么是创作，要分清。

　　“长大了，就慢慢开始懂事了。”他讲这桩“糗事”时，自我开解般说：“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拧巴，还是会在这里边再找一些乐趣。”

　　为电影《一出好戏》做的宣传，对黄渤来说，大概都是活儿——他为此所累，采访这天，直到晚上7点，他只吃了一顿饭——前一天的饺子，今天热了热，继续吃。

　　但什么都比不上创作带来的乐趣。

　　2018年8月10日，黄渤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一出好戏》上映。

　　这部电影的构思，缘于10年前黄渤看完美国灾难大片《2012》的思索：登上了诺亚方舟的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设想出一种情境，一船三教九流，遭遇海难，游荡荒岛，种种极端变故撞在一起，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巨大的故事开口，千万个分支岔路一一摆在黄渤的眼前。

　　王迅告诉《博客天下》，黄渤不是没有简易选项：做一个纯粹玩闹的商业喜剧，依赖自己扎实的表演功底和良好的观众基础，也能收获不错的评价。“但这个可能不是他做导演想追求的东西……他已经40多（岁）了。”

　　为了让故事立得住、有价值，黄渤花了三四年时间打磨、论证剧本。

　　他和徐峥聊过，徐峥说：你拍不拍？不拍我拍了。

　　他和编剧团队一宿一宿开剧本会，一遍一遍“蹚”剧本。最后他发现，自己最在意的还是“群体所产生的冲突”：老板、保安、白领、普通员工，分明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金字塔，但当这个金字塔被从天而降的灾难整体搬迁到荒岛上，之前的社会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权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到真正海枯石烂的境地，爱情会怎么样？

　　一个带有黄渤生命印记的探问形成。

　　不惑之年的黄渤，依靠前半生对人、对生活的认知积累，在众多选项里拍了自己的“一出好戏”。

　　能否完美，是否卖座，要不要向市场做出妥协，都是次要的事了。

　　王迅说，黄渤能说一句“不遗憾”，因为他保留了自己的初心。

　　这个初心，韩寒说，是“一个绝地求生中现人间百态的故事，呈现的是众生相”。

　　在《一出好戏》的预告片里，有一句宣传语“命运逆袭，重见天日”。《博客天下》问黄渤，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逆袭吗？

　　他回答，表象看起来，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在观众眼中，他早已是小人物获得成功的代言人。“最早有那个名词——草根，我也不知道草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总结一下，如果能是‘冬虫夏草’，那不就草根嘛，那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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