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雍的思想和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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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在诗中，一反他那浪漫主义的风格，用写实的方式描写了车战的全过程：从远距离的箭射，到近距离的格斗。这次战斗，对楚国来说，是一次抗击侵略的战斗，也是一次惨烈失败的战斗。屈原写出了保卫国士的热忱所激发出的楚国战士的英勇，以及战斗的残酷激烈、楚军的顽强悲壮。这种以战车对付战车的车战，在地势较为平坦、战车可以任意驰骋的中原地区，或可发挥其威力，但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就很难展开。如果用它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就会显得很笨拙。而赵国正是地处北方，与娴于骑射的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接壤。多次战争，都因使用战车而不能取胜。

　　屈原剧照

　　第六代国君赵雍即位后，进行了以“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他仿照北方民族，建立起骑兵。于是，在中原国家出现了新的兵种一骑兵，并逐渐成为驰骋于中原大地的主要兵种之一一。“胡服骑射”不仅是军事改革，也是一次文化变革。赵雍实行“胡服骑射”,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服装问题。宽袍大袖的装饰不适合于骑射，是显然的。于是，赵雍便带头穿起了短衣、长裤和革靴的胡服。这种装束最初应用于赵国的军队，以后在民间也效法开来，成为普遍装饰。服装问题只是一个表层文化问题，在它的后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要不要坚持华夏文化本位的问题。

　　赵雍剧照

　　赵雍提出改革方案后，立即受到以他的叔父公子成为首的一些人的反对。公子成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华夏文化作为本位文化是不可动摇的。他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通‘悖’）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在公子成看来，华夏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赵国不能背弃中原地区的传统，放弃优秀的华夏文化，而去采用夷狄文化。

　　公子成剧照

　　赵雍面对公子成的责难提出：“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国也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也就是说，华夏的礼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能够使国富兵强，则无论是华夏文化还是夷狄文化，都不妨采用，而不必拘泥保守。公子成与赵武灵王的争论，似乎成为中国以后所发生各次民族文化争论的一个模式：反对改革者总是以华夏固有文化的先进性为理由，拒绝吸收少数民族、外来民族的文化，而主张改革者则认为需要因时、因事、因地而变更制度，不能一成不变。

　　赵雍剧照

　　如果便用、便事，即使是蛮夷的东西也不应排拒。以后的历史证明。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没有使中华文化失去特色，相反，还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秦汉王朝的建立，为中外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局面。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发生的对外交往，必然会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增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的吸收能力。谈到汉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丝绸之路”。

　　张骞画像

　　1877年，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出版 了《中国》一书。在这本书里，他首次用“丝绸之路”来命名从中国长安经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到欧洲和北非的古代贸易通道。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它把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古希腊文化连接了起来。佛教、伊斯兰教、早期的基督教（景教）、犍陀罗艺术以及西域绘画、乐曲、乐器、舞蹈和吞刀、吐火等杂技，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瓜、胡麻、胡葱以及大宛马等物产，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融入中华文化，进人中国人的生活的。打开“丝绸之路”,张骞和班超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史书上说“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

　　班超雕像

　　张骞（？一前114）字子文，西汉时汉中郡成固县（今陕西城固）人。他曾经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公元前138年出发，到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历时13年。出使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其间被匈奴羁押10余年。他回长安后，将“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年，张骞以中郎将率300人的使团，再次出使西域，以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其间，他还派副使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出使这些国家的使者回国时，各国也派使者与汉使--同到了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

　　参考资料《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