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现代舞是“乞丐职业”，但努力就能被世界看到

　　

　　“这十年，观众越来越能看见我们”“虽然现代舞现在还是偏小众的艺术门类，但这十年来观众对现代舞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理解抽象艺术的态度也越来越好。我深深地觉得其实你的努力是可以被人看见的，至少可以被这个世界看见。”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陶身体剧场如今的排练厅位于北京318国际艺术区内，有两层楼。

　　

　　陶身体剧场作品《2》

　　

　　陶身体剧场作品《7》

　　

　　《重之三部曲》一段独舞中，段妮舞动一根棍子长达20分钟。

　　“陶身体剧场”是最初由三名舞者——陶冶、段妮、王好创立于2008年的北京独立全职舞团，如今已成为谈论中国现代舞时无法绕过的名字。从“没钱、没作品、没排练场地”，到如今演出遍及世界五大洲、参与过百余个艺术节，陶身体剧场已经走过十个年头，同时这个艺术团队也逐渐成为众多独立民营现代舞团运营中的一个佼佼者。他们独创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圆运动体系”，探索如何用身体语汇与这个世界对话并创作出一系列令世界现代舞观众惊叹的作品，在外人看来，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纯粹的坚守着探寻身体与空间、与人、与社会的关系。

　　十年，变化太多，对于“陶身体”和其创始人陶冶来说，过去十年的日子其实过得并不轻松，他们有过紧张、恐惧、危机感、焦虑，当然也会有自由创作带来的享受和愉悦。2018年是陶身体剧场创团十周年，新京报专访创始人陶冶聊舞团运营，回首这十年，他有非常多的感慨：“虽然现代舞在全世界被人笑称是‘乞丐的职业’，但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可以被这个世界看见”。

　　1 第一次看现代舞

　　确定“你要为自己而不倒”

　　陶冶觉得自己有“天生自带问题”的属性。他12岁接触舞蹈，学习民族舞、古典舞和芭蕾，可陶冶总觉得这样的舞蹈形式让自己很不自在：“那种跳舞的方式让我觉得很不顺畅。”他希望能从舞蹈中获取人生答案，但传统舞蹈似乎对他来说没有作用。于是陶冶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直到19岁那年，他遇见了金星舞蹈团的现代舞作品《小岛》。

　　《小岛》时长不长，所要表现的肢体语言类似电影的慢镜头艺术。演员需要用肢体传神达意：时而是飞鸟，时而又变化为游鱼。结尾处由飞鸟组合的人体演绎出一个人在小岛上漫步，法国著名作曲家瑞内·奥布芮的名曲《小岛》与舞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陶冶不一样的艺术感受。

　　自那之后，陶冶在现代舞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你要为自己而不倒。而这个“自己”不仅包含了自己的身体，还有语汇、思想。陶冶眼中的现代舞是针对个体的艺术，是动态的、永远活在当下的进行时。而这个理念也让陶冶开始思考：你此时此刻怎么“动”，才能够面对之后和未来。

　　2 第一个稳定场地

　　郊县健身房一天五元

　　2008年，23岁的陶冶与段妮和王好，三人一起创办了陶身体剧场，想要追寻纯肢体舞蹈艺术的研究。当时的舞团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项目，只有一腔热血和想要实践舞蹈创作的使命感。“我觉得所有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我们想要前往的意义。”陶冶说。

　　既然是做舞团，排练场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但他们租不起市区内昂贵的排练厅。于是他们初期找过空地、借仓库，甚至在家里的客厅进行排练。后来他们找到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健身房，一天的租金只要五块钱，虽然往返排练厅路程要四、五个小时，但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练习场地，每天都能保证有四个多小时的排练时间。关于资金问题，陶冶从来都不看重：“只要身体健康，且不会饿死，其他都不是问题，我们都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看重的只有内容创作。”

　　而现在，陶身体剧场终于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位于北京318国际艺术区内，一楼是宽敞的排练厅，舞者排练的声音在整个空间回荡；二楼则是陶身体剧场演出剧照的回型展厅，记录了他们每一场难忘的演出时刻。

　　3 第一次国内演出

　　和画廊的跨界合作

　　陶身体剧场在2008年3月开始了国内的第一场演出，在一个画廊里做跨界项目——《作妆》。画廊经营者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特别欢迎表演艺术家在画廊创作行为艺术，这也与陶冶的意愿不谋而合。这次演出迎来了200多人次观众观看，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现场互动演出效果。“可能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呈现在舞台上太过极简，基本上只剩身体了，所以我就把好奇心和表达欲放在了探索更多的空间可能性上。”陶冶说道。

　　画廊演出之后，陶冶在空间结构选择上也变得更加多元，胡同里、咖啡厅、长城上、海边、森林里等等他们都有尝试。舞团2009年也走进了剧场，与戏剧导演林兆华合作《故事新编》，在这个作品里他们首度尝试了现代舞与戏剧、京剧的融合。甚至在2014年，陶冶带着现代舞走上大银幕，在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里出演了一个叛逆的文工团舞蹈演员，在陶冶看来这都是在不停探索现代舞不同的空间边界。

　　4 第一次海外演出

　　在荷兰挑战极限

　　陶身体剧场的第一次海外公演，是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演出《重之三部曲》，一共三场演出，每场演出到场观众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一位是陶冶曾经的合作伙伴——荷兰籍编舞家阿努克（音译），她在荷兰有自己的舞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她是专门前来看陶身体的演出。

　　《重之三部曲》中有一段独舞，是段妮站在两束定点光下长达20分钟的舞动棍子，很多人都认为这近乎是在挑战人体的极限。“阿努克说她随着段妮的每一个动作，感到越来越窒息。因为这个作品太过于挑战身体极限，演完后我们感觉又再一次战胜了自己。陶身体早期的作品难度其实更加极致，更加挑战人性。”

　　借着那次在荷兰、比利时为期一个半月的文化访问机会，陶冶、段妮、王好三人游历了两国五个城市，与当地剧场和制作机构进行深入沟通，从而打开了日后的国际巡演之路。从那之后，陶冶开始不断收到海外艺术节的邀请：2011年陶身体剧场受到美国舞蹈节的邀约演绎作品《2》，随后又在纽约城市剧院公演《重3》，这也是陶身体剧场经历过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整整坐满了五层5000人。这两部作品在美国艺术界广受好评，也帮助陶身体剧场拓展了北美乃至世界的市场。

　　迄今为止，陶身体剧场演出最多时的纪录是一年里去达19个国际艺术节、15个国家，来回飞行30次；有时横跨几个大洲；演出最少的时候，一年也会去七八个国家。但这些国外演出都是受邀于非营利性艺术节，鲜少接商演，这是来自陶冶的坚持：只参加国家性质的艺术节，只有这样才能更纯粹地表达舞蹈艺术。

　　5 第一次自主招聘

　　50人面试只留下3人

　　随着陶身体剧场逐渐发展，慕名前来的舞者越来越多。2012年底，只有四人的陶身体剧场终于进行了第一次面向社会的舞者招聘：50多人参加了面试，最终却只有三人顺利留下。据陶冶介绍，舞团招聘报名人数最多时有120余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舞蹈专业毕业生、港台舞团舞者，甚至新加坡和英国的舞者都申请加入。但陶冶的选拔要求相当严苛，不仅要经过初试、复试，还要有三个月的考核预习期。直到现在，陶身体剧场一共也只有11名舞者。

　　谈及挑选舞团舞者的要求，陶冶首先强调的是“要爱”，因为陶身体剧场每一天的训练安排都非常充实但也非常艰苦，没有纯粹的热爱，很难坚守。“爱”是陶冶在这次谈话中不断提及的词汇，也是他认为走舞蹈艺术这条路，最要看重的第一要素。第二则是要求舞者身体要有识别度，身体的运动不能固化传统训练的刻板痕迹。相较于姿态，陶冶认为现代舞其实更讲究过程，讲究在过程当中找重心、找失衡、找连接下一个的转换，这更加要求舞者身体全能：要有协调且柔软的身体，同时还要有爆发力。

　　“我们曾有一个舞者说，要检视自己是否真爱舞蹈，就得来陶身体剧场。有的舞者来考了四次，现在的好几个舞者也是考了两次才考上。这条路太不易，选择了舞团也是选择了一条完全没有捷径的路。但我们观察到每一年来应聘的舞者其实都有变化，他们对于身体运动的控制越来越好，主动意识也越来越强。”陶冶笑着说。

　　6 第一次运营危机

　　没饿死，但也没安全感

　　虽然陶身体剧场的名气逐渐开始积累，但如何维持舞团收支平衡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提及如何运营，陶冶解释道：“独立舞团在国内可能会被划为商业机构，但其实我们的生存状态跟国外舞团一样，属于非盈利团体，没有任何扶持。我们只能通过国外艺术节邀约的演出费维系运营成本。基本上能活，工资也没有拖欠过，但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国外演出计划是提前一两年开始策划，所以陶身体剧场生存依靠的“演出费”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转期，在这个周期里，由于各国艺术节付款流程不同，外币再转换成人民币也需要时间，所以稍不谨慎控制，就有可能造成入不敷出的局面。

　　2015年，陶身体剧场经历了一次运营危机，前制作人的合同到期，没有续约。由于陶身体剧场早期的国外拓展项目都由这位制作人联系，陶冶、段妮他们只需要专心创作，但2015年至2016年间，制作人的缺位使得陶冶、段妮、王好开始需要自己负责对外项目的联系、处理邀约，内容创作之外的事务性工作急剧增加。但好在此前的合作为陶身体剧场积累了稳定的演出资源，多家知名艺术节和顶级机构已形成了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所以对项目进行得当的规划后，舞团很快就渡过了难关。

　　陶冶也因此明白了运营之道，就是提前给舞团做长期规划。现在，陶身体剧场的演出排期已经排到了2020年，明年一整年已全部安排满档。

　　【陶身体说】

　　“不想用舞团赚钱”

　　陶身体剧场的价值观在陶冶看来就是——从来没想过用舞团赚钱：“如果你想用舞团去赚钱，那肯定前功尽弃，所有此前创作作品的价值都会土崩瓦解。舞团就是要严肃地针对创作和研究。舞团价值在于作品的形成与舞者的培养，虽然创作这些作品过程中需要花钱，但是它最终只指向精神。物质这一方面，只考虑怎样生存下来就够了。”

　　“现代舞在全世界都是乞丐职业”

　　陶冶觉得现代舞并不是一个在物质上去体现与追逐的行业，国外的独立舞团虽然有艺术基金等资助，但同时竞争也很激烈，常常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包括美国与欧洲的一些舞团其实运营也都很困难，其实现代舞在全世界都是乞丐的职业。”陶冶调侃道。据陶冶介绍，光斯德哥尔摩这一个城市早就有接近200-400个大小不等的现代舞团，而柏林、巴黎这类主流欧洲城市，现代舞团数已破千，但是中国的现代舞团数目远低于这些数据。这在陶冶看来，也意味着中国将来的艺术发展土壤存在很大潜力，加之国内也逐渐设立了多种扶持计划，他相信现代舞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艺术该有温度，不追求娱乐化”

　　陶冶并不打算迎合时代、迎合观众去做娱乐化的作品，虽然如今可能更偏好有娱乐精神的内容：“艺术的纯粹性应该是更深刻的，它对人性的观察和折射应该更加有温度，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是追求表面的感官性，观众需要不同内容的启发，来提升自己对于艺术跟生活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昔诺 实习生 徐美琳 刘姝君

　　专题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