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承办的条件，欧洲有优势，2017年举办数量最

　　“普特会”本月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有媒体称其为新加坡“金特会”的“续集”。如果说上个月的“金特会”让新加坡声名大噪，“普特会”已经让赫尔辛基受到更多关注。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此前表示，“如有需要，芬兰随时准备好提供优质服务”。显然，和新加坡一样，芬兰乐意承担这样的责任。新加坡和赫尔辛基都称得上是“国际盛事之都”，实际上，它们不仅主办重要的高峰会晤，也是诸多国际会议的举办地。类似城市还有不少，欧洲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传统，而亚洲的日本和中国正在追赶。

　　

　　(图为紧邻波罗的海的赫尔辛基市中心)

　　新加坡——一盘海南鸡饭与一场国家公关

　　一周前，新加坡修正了它用于“金特会”的花费数字，由原先的2000万元新币(1新币约合4.9元人民币)降为1630万元新币。这场峰会被认为奠定了新加坡“国际盛事中心”的地位，但峰会花销却一直是议论焦点。

　　“金特会”前后，在社交媒体上，新加坡网民对政府不乏抱怨声。有人埋怨一些地方被划为“特别活动区”带给他们不便;有人责怪政府，认为为别国的峰会承担费用是浪费资源;有的说，新加坡被选中不是因为它是“最佳选择”，而是没有其他更适合的地方。还有人抱怨举办成本太高，欢迎两位个性特殊的领导人不是荣誉，而是麻烦。

　　“不管花多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也没和国民提前商量，害我们贴了这么多钱。”40多岁的新加坡企业雇员陈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因上班的地方在“金特会”举办地附近，那几天他不得不绕行。

　　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新加坡人潘小姐则表示，现在回想起来，“金特会”带来的兴奋就是“一分钟的事”，“因为生活和工作还要继续”。她说，新加坡数次为国际重大事件和历史性会晤提供场地，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就像看一场F1比赛，或者一档电视秀”。

　　新加坡高层以及舆论注意到了这股情绪。《联合早报》称，一些国家想承办却没有机会，新加坡人应该自豪而不是抱怨。总理李显龙也解释说：“如果凡事以价格来计算，我们可能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

　　办这场峰会究竟值不值?在更多人看来：值。新加坡小贩中心的摊主刘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600万元新币对新加坡来说不算什么，“每个新加坡人少吃一盘海南鸡饭就省出来啦!”“这可是大事，你看电视里轰炸式的报道，街上到处是警察。似乎没出什么安保问题。”在新加坡工作的孟加拉国人哈希姆对记者调侃说：“花一两千万就成功赚到世界眼球，要是在全球打广告，这些钱怎么够?”

　　即便算经济账，新加坡也不亏。据新加坡方面估算，2000多名国际媒体代表及蜂拥而来的游客，平均停留3.5天，贡献的收入就超过2000万元新币。何况新加坡的酒店业借机大出风头，不仅是作为会场的酒店和美朝领导人入住的酒店，其他在“猜测名单”上的酒店也被国际媒体频频曝光。

　　有当地市场营销专家称，新加坡“赚得”的公众口碑和曝光机会价值1.5亿元新币(是所花费用的9.2倍)。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加坡举办国际重要会议的能力，包括交通、卫生、安全、服务、通信乃至维稳等，这次都得到全球肯定，如此“国际盛事中心”的地位，是竞争对手如迪拜、多哈、香港、上海等无论花多少钱，都不能取代的。路透社也称，这是一次成功的“国家公关”，峰会前夜，金正恩散步的照片在社交网络疯传，美国人开始询问：“新加坡在哪里?”“这个东南亚小国一下子成了谷歌上被搜索最多的词。”

　　

　　欧洲——“国际会议城市”何其多

　　作为东西方交汇的国际都会，新加坡每年举办的各类国际会议数以千计。然而，即便“金特会”让新加坡受到更多关注，名气更大、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其实是欧洲城市。

　　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巴塞罗那是举办国际协会会议数量最多的城市(195个)，接下来依次是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新加坡等。按国别则是美国第一，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日本、中国紧随其后。

　　德国经济研究所会议经济专家马兹勒尔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欧美国家举办国际会议最多，首要原因是它们举办各种会议已经有近千年历史，比如德国城市莱比锡举办国际会议已有850多年的历史。其次，国际组织总部大多设在欧美城市，因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马兹勒尔说，欧美城市基础设施良好也是原因，比如发达的交通网络，多样的展馆和会议场所，像德国共有6000 多个活动场所可以用于会议、集会。

　　作为欧洲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国家，德国有10大国际会议城市，除了柏林，还有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德累斯顿、科隆、莱比锡等。《环球时报》记者从德国会议发展局了解到，在德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主要涉及六个领域，如科技创新、医药保健、政治外交等。

　　会议多，也带来许多问题，尤其是这些城市较小，大多数人口不到100万。家住法兰克福的克劳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每年来参加国际会议和展会的人是法兰克福人口的几倍，有些会议期间，堵车严重，人满为患。一些地方出现“对国际会议说不”组织。

　　在欧洲，维也纳是举办国际会议的名城，“普特会”最初据传要在这里举行。维也纳的国际会议通常有两类：学术会议和政治经济类会议。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难以计数，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参会者给当地带来不少商机以及就业，同时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小。

　　大型国际会议有所不同，出于安保压力，当局要部署大量警力。重要人物到来，部分路段需要封锁。此外，维也纳国际机构多，国际会议多，由此出现的外交车辆违规问题让当地最为头痛。

　　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担任外长时就运作将伊核谈判拉到维也纳，以提高维也纳乃至奥地利的国际影响力。在过去一年多的谈判过程中，维也纳的确时不时成为国际焦点。但奥民众总体对此不太关心，当地媒体也不把这些当作主要报道方向，原因很简单：维也纳只是主办地，而非主角。

　　马兹勒尔说，尽管一些国际会议尤其是政治性会议常引发抗议，毕竟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会议。欧美对举办国际会议早有共识，即把它看作推动经济、提升城市和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亚洲——日本担心被中国赶超

　　根据ICCA的统计，2017年日本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在亚洲居首。其实不止2017年，过去8年日本在该领域一直领先，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民间，都对承办国际会议充满热情。

　　日本为何热衷举办国际会议?主要是看重国际会议对国家及相关城市知名度的提升作用，以及带来的经济好处。为此，日本政府特意向地方当局派出会议申办专家，日本观光厅每年除公布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外，还会发布一个“MICE”数值，也就是“国际会议的经济波及效果值”。2015年，“MICE”是5905亿日元(约合353亿元人民币)。

　　在众多国际会议当中，日本偏爱承办全球主要国家首脑出席的大型峰会和学术会议。2016年，日本承办G7峰会期间，添加了邀请各国领导人观看日本古代庆典仪式、参观伊势神宫、品尝日本料理等活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国际学术会议则被日本看做与世界先进技术、思想激烈碰撞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日本一直紧盯中国带来的竞争。日本《产经新闻》6月12日称，中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数量正逐渐追上日本，未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愈发活跃，相信会有更多国际会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召开。

　　其实，不仅是北京、上海，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参与到国际会议的举办中，厦门、杭州、青岛等都因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而闻名。7月1日，在外交学院主办的“城市与国际秩序”学术研讨会上，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任琳表示，中国城市参与国际事务具有更多主动性，自身有一定诉求。相比之下，一些欧美城市如日内瓦、达沃斯等，更多是基于战后形成的中立国、第三方身份，发展成国际事务协调者角色。任琳认为，对很多中国城市来说，还没有全方位向世界开放认知它的窗口，所以城市举办国际会议算的可能是一笔中长期而不是短期的账。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鹏看来，城市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提高知名度。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城市通常会根据自己的财力、年度工作计划等决定是否主动举办一些国际会议，也有一些会议主要是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属于“任务型”主场外交活动。

　　张鹏认为，虽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但不一定直接带来举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的结果。目前，各类城市举办国际会议增多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对外经济社会交往增多，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及交通更加便利。他说，中央政府对于国际会议的管理比较严格，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财政部2015年印发《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对国际会议的审批、预算等均有严格规定。

　　一位不具名的外交领域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非北京、上海这样具备丰富经验的城市而言，主办、承办一场国际会议的压力非常大，尤其是会议级别较高时。他说，刚刚举办上合峰会的青岛此前没有承办过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因此前期对外事干部进行了大量培训。

　　

　　亲历——我所参加的那些国际会议

　　本报记者 白云怡

　　毫不夸张地说，在《环球时报》记者这些年参加的国际峰会中，主办“金特会”的新加坡是对细节处理得最好的城市，它在严格安保与不扰民之间做到平衡，并巧妙完成自我宣介。

　　几乎所有大型国际会议都有一个惯例，只有持注册证件的记者才能进入国际媒体中心，但记者第一次如何进入媒体中心注册，却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般纠缠不清的问题。去年越南APEC峰会，记者跟安保人员费尽口舌才被准许进入，既费时又有安全隐患;在菲律宾的东盟峰会上，领证地点离新闻中心很远。而在新加坡，主办方为记者发放了一张带有二维码的“电子门票”。

　　新加坡的安全管控也更精细化。以特朗普入住的香格里拉酒店为例，社会车辆可以继续在周边通行，酒店大堂对外开放。最终，虽然偶尔出现拥堵，但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整体顺畅，圣淘沙岛的旅游也没中断。这是记者此前在各类峰会中未遇到过的。

　　如果说这些只是“基本分”，另一些细节显示出新加坡在“附加题”上的出色表现。从印有特朗普与金正恩头像的扇子与矿泉水，到国际媒体中心专门制作的泡菜味冰淇淋、泡菜味鸡尾酒，无不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向世界提示“东道主”的存在。在记者的印象中，“蹭热点”蹭得如此好的主办方真不常见。

　　记者曾常驻拉美，虽然巴西和智利是拉美国际会议的主要举办地，但名不见经传的哥伦比亚获利最大。这个国家过去常被贴上毒品、暴力泛滥等标签，但2012年它靠美洲峰会一举“逆袭”。

　　那年，哥伦比亚将峰会地点设在卡塔赫纳小岛上，湛蓝的海水、细白的沙滩、极富风情的殖民时代古城，第一时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借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峰会带来的关注度，哥伦比亚在政治议程外准备了大量晚会和展览;在饮食上，更是免费向各国媒体提供龙虾、螃蟹等特色美食，可谓不惜血本地进行形象公关。

　　花费巨大，效果明显。此后，国际媒体上有关哥伦比亚治安好转、旅游业发展迅速的报道越来越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打出“来哥伦比亚旅游吧，唯一的危险将是你不想离开”。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借这次峰会“翻身”，为它带来流量的美国却遭遇“滑铁卢”，12名特工被爆召妓并赖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