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李鸿章“西游记”（下）

　　

　　四

　　喜问女士芳龄、嫁否？

　　在英国期间，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妇女、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地反问得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与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位女记者写道：“总督主导了这次访问，问我‘结婚了吗？’然后又问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你是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她明白：“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的提问时，我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在跟我开玩笑。”于是她决定向李鸿章提一些刁钻问题掌握主动，问他觉得哪个国家的女性最聪明最漂亮。李鸿章巧妙地回答说：“我在很多国家都看到漂亮女人、丑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笨女人、有美德的女人和没有美德的女人。”这位女记者不依不饶，马上问道：“但是，大人，肯定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你发现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漂亮和聪明，你一直在回避我的问题。”从未到过美国的李鸿章不乏奉承地“幽了她一默”：“美国有很多像你一样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接着李鸿章又反被动为主动，向她发问：“我听说，美国是一个有很多未婚女人的国家。这是真的吗？”这位女记者表示自己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这次轮到李鸿章不依不饶：“我听说那里很多人都不结婚。她们工作，也为自己挣了很多钱。她们不应该这么做，她们应该结婚。”女记者问道：“你认为所有女人都应该结婚？”李边点头边肯定地说：“是的，全部。”女记者再问：“你在中国听说过‘新女性’吗？”李鸿章不客气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听说过，听说她们都住在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不喜欢她们。我们在中国没有‘新女性’。我们也不会有。我们的女人全都结婚。”“那么没有你不喜欢的未婚女人吗？”女记者笑着问道。李回答说：“一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老处女。”她想再次扭转局面，变成提问者而不是受访者，但发现“未婚女人（老处女）”这个话题似乎是李唯一愿意跟她聊的。“我相信他并不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他再一次幽默地眨眨眼。我认为，他其实可能懂少量的英文。”（1896年8月13日《丹迪信使报》，DUNDEE COURIER）李被誉为当时“最进步”“最开明”的中国人，也无法接受“新女性”，足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标志。他认为中国今后“也不会有”新女性则过于自信，他确实想不到，十几年后就会有秋瑾那样的“新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投身革命；到二十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涌现更多的“新女性”。社会的发展，远超他的想象。

　　

　　李鸿章出访欧美期间的肖像照

　　稍后采访他的英国女记者是位德国人，李鸿章对前一位是美国人感到好奇，对这位德国人更感意外，不禁问道：“英国女记者都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吗？”然后，又开始连连发问，年龄、婚否、收入等。得知她仍单身时，李鸿章以中国式关爱劝她：“一位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结婚。很多读书人将会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伴侣。难道他们不想吗？”听到她的收入多少，李又直接问道：“那位美国女士，也就是在另一天来的美国女士的薪金更高。为什么会这样？”女记者回答说，可能她是更好的记者。李鸿章对此不表赞同，这位记者又回答说：“可能她工作更努力。”李鸿章说可能如此，但立即赞扬道说她比那位美国女记者爱笑，肯定非常有天赋，而且加重语气说“非常非常有”！采访结束后，李鸿章用英语说了再见。（1896年8月25日《丹迪晚电报》，DUNDEE EVENING TELEGRAPH）

　　离开伦敦前一晚到帝国剧院看芭蕾，是李鸿章此行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剧院自然非常重视，为李鸿章一行提供了一整层装饰和布置成中国色彩的包厢，剧院经理一直陪同。李鸿章对这位经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盘问”，“这些问题几乎涉及到了剧院管理的每一点”，了解管理是他的兴趣、重点所在，连剧院管理都不放过。在复杂的芭蕾舞表演过程当中，剧院经理一直站在总督身旁向他解释了这一舞蹈的神秘之处，“而李鸿章则对芭蕾舞女的脚的尺寸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她们脚的比例是有些出格了”（1896年8月29日《切尔滕纳姆纪事报》，CHELTENHAM CHRONICLE）。“三寸金莲”，仍是此时中国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五“中国会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

　　离开英国后，李鸿章一行访欧结束，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美联社特别报道员随同李鸿章一行人进行了本次穿越大西洋的旅行，以下是他所记录的旅途中的一些具体故事。

　　对于李鸿章，美国媒体并不陌生，因为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时，美国媒体对李就有不少报道。一因格兰特在美国大名鼎鼎，在南北战争后期曾任联邦军总司令；二因他访华时，正是美国排斥华工浪潮高涨之际，停止华工移民美国，是格兰特与李鸿章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会谈中，李鸿章却坚持维护华工的利益。虽然这并非两国政府间的实质性会谈，但李的态度却很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态度。他在此问题上的强硬，给美国媒体深刻印象。

　　第二年秋，美国就派一个外交使团来华，任务就是与中国政府交涉禁止华工问题，当然主要是与李鸿章会谈解决华工美国移民问题，要修改多年前中美两国签订的有利于华工的《蒲安臣条约》，这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正式谈判。1880年11月11日美国《威灵每日知识报》（THE WHEELING DAILY INTELLIGENCER）报道：“他（李鸿章）很直白地说，无法想象中国劳工的苦难，更无法理解，我们质疑并要改动条约。除非美国政府必须给出很好的理由，不然北京当局很难同意修改。显然，他对修改条约的提案很生气，更生气的是，这个提案是由一个友好的、并不热衷于刁难东方的国家提出。修改条约意味着，蒲安臣之前所做的工作被推翻。我们必须理解的是，虽然李鸿章因为正在处理巴西事件，不会被指派参与这次条约的修改，但他与此事关系极大。他的权力在总理衙门里影响很大。我的意思是，李鸿章将会在幕后推动，他将会对每一个进展做出建议。如果有可能，这项事务可能很快中止。而在一定的条约保护下，李鸿章将不会反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我们往下看，看你们在没有中国移民涌入的情况下，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等你们后悔了，我们再讨论重建条约关系。我们将会阻止我们的臣民去你的海岸，你们要多久就多久。你们肯定会求我们再次更新关系，而那时，将由我们来决定接受或者拒绝。”

　　但1882年5月，美国依然通过了“排华法案”。此后十数年，李鸿章一直关注在美华工问题。后来与美国访华政要、媒体会见时，李鸿章仍主动谈此问题。1889年1月27日美国《匹兹堡电讯》（PITTSBURG DISPATCH）记者对他作了如下采访报道：“他请我用笔告诉美国人民，他反对美国驱逐中国人。”“整个排华法案条款是违背中美两国条约精神的。这是一种犯罪。我希望排华法案可以被废除。我希望你能替我告诉美国人民，如果不取消排华法案的话，我将提议我们的政府在中国驱逐美国人。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行使的一项正当权力。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对此做一些言辞上的夸张。我相信你在当中强调，我们希望美国人民会对我们的国家给予公平对待。”“我在我们谈话结束的一个半小时内将它们记录在此。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做一些夸大，总督的话本身已经很强烈了。”这位记者还向李鸿章提问了中国铁路问题：“我问总督，他是如何考虑中国铁路的将来，以及这会对中国与世界有何影响。”李鸿章是最早认识到铁路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臣，早在1872年就提出中国应修建铁路，但被拒绝。以后他又不断提出修铁路的主张，屡被激烈攻击，朝廷拒不接受修建铁路建议。直到此次采访半个月后，距李第一次提出修铁路主张17年后，朝廷才在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批准修铁路。或许十几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让朝廷同意修铁路，他提前半个月知道朝廷即将同意修铁路，所以非常乐观地回答说：“半个世纪后，中国将会被铁路覆盖，就像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国丰富的矿藏资源将会被开发。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会出现轧机和火炉，这是有可能的。中国会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

　　当然，李鸿章可能过于乐观，也可能是对外国媒体要说些“大话”，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较前确有相当发展，但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高铁”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都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这些事实毕竟证明，李氏百多年前的判断大致不谬。

　　紧接着，李鸿章从商品流通、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将话题又从铁路引入华工问题，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将导致与欧美的激烈竞争：“在我看来，这是威胁你们国家以及欧洲的劳动者的最严重的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中国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技能和才干。他们工作勤勉，生活成本比你们国家的人更廉价。当我们国家开放铁路，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市场时，我相信，我们会比你们提供更好、更廉价的产品。这些，将是你们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这位记者回答道：“我也这么认为，大人。”“那么，我很好奇。”李鸿章接着问：“你希望中国来跟你们竞争，但你们不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竞争吗？”这位记者回答得非常坦率：“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如果中国的产品能跟美国竞争时，我们会建起一道保护屏障，以阻止你们的产品进入。”这位记者的随口而答，说明贸易保护主义深入人心。在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仍大有市场。1894年7月1日，甲午战争前夜，美国《旧金山呼声报》（The Morning Call），采访了李鸿章。记者报道说：“我提到了中国的将来，并问总督他认为这个国家应该由欧洲人来发展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发展。他回答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铁路将会网状地覆盖中国。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发展起自己的制造业，而且在将来，会像制造大国一样进军世界市场。他告诉我，中华帝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开始在这一方面做各种尝试，他们的棉纺织厂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了，而其他的一些大型工厂也在筹备当中。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但他使我理解到，中国的信条是，从现在开始将会是‘中国人的中国’，并且威胁说，中国人会作为自己的工人和制造业主在世界上守护自己的国家。”

　　引入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竞争等观念，证明李对现代经济学知识已略知一二，且能用于与外国人谈判，实属难得。

　　鸦片战争后，英国资本在中国一直独占鳌头，但此时美国正在崛起，想与英国在华角逐一番。1892年末，一位美国商人来到中国，“决定穿越过英国资本和企业在这个国家里树立的种种障碍”，在华进行巨额投资。来到中国后，他受到包括李鸿章在内的高官重视，他写道：“我也晓得我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巨额花销。按照中国的风俗，做每任何事情都要送钱。在那里，没有人认为官员受贿是一项罪行。事实上，他们不仅不认为这是受贿，还认为是合理要求。我送给了李总督身边的人和帮我运送行李的人不少昂贵的丝绸和钻石。仅两个月的旅途，这方面我的花销已经高达两千五百美元。”“你可能会说，这只是很小的一笔钱，事实上，也的确是。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我在中国已花了不少于二十万美元，但是肯定需要更多以便获得许可。这些许可价值具体是多少，没有人能说得清，几百万是肯定的。中国有四万万人口，疆域是美国的四倍。只需想一想今日美国整个铁路系统的价值，就知道铁路系统还有电报系统在中国的价值，是几千亿美元而不是百万。然而，在中国开发这些是极其困难的。”他发现“对于中国那些长辫子的绅士来说，不论自己多年轻或是多小的官，大家都在追逐金钱——美元、英镑或是中国的银子”。原来那时的官员，已经喜欢美元、英镑了。拜见李鸿章时，他被依次从低到高介绍给各级官员，轮到向李鸿章介绍时，他已经有些精疲力竭，几乎不能通过翻译好好地介绍自己了，但“无论有多紧张都没什么，因为我带来了丰厚的礼物。按照规矩它们被放置在李鸿章的脚下”（1892年12月23日《每日烟草纪年报》，DAILY TOBACCO LEAF-CHRONICLE）。当众收受丰厚礼品并不避讳，为得到许可证必须行贿……俨然成为当时官场文化。

　　六以“生产要素三元论”反驳美国排华论

　　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仍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格力法》是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托玛斯·格力提出，参众两院在189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以后未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持伪造居留证者将罚款一千美元或判五年以下徒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的演讲作了报道，李鸿章以当时最经典、前沿的经济学知识，批驳了美国的华工政策。一位记者直接问道：“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报道说李鸿章这时“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他“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到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村干活。”他进一步指出：“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劳动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有记者问他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李鸿章很快地反应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340页）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径庭。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

　　这篇短短的演讲表明，李鸿章当时能如此深刻地提出问题、看待问题，得益于他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全要素理论。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二元论”,但实际上他已经将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的两个要素。在此之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又将资本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并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为这三个部分（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了“生产要素三元论”。李鸿章所根据的，正是这种“生产要素三元论”。而且，李鸿章以商品的自由流通，劳工、劳动市场的自由作为废除排华法案的根据，这些概念与基本理论框架也都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今日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当时却是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原富》是严复从1896年10月起到1901年元月末翻译完毕，出版于1901－1902年。在严复开始翻译《原富》之前，李鸿章为何能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分析、解释当时中美关系中的自由贸易、劳工移民的自由问题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这种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来源于他的英文秘书罗丰禄。罗丰禄与严复同为福建人，二人一同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又于1877年一同到英国留学，又基本同时（相差半年）回国。罗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兼任李的英文秘书、外事顾问和翻译。《匹兹堡电讯》报道说，记者在等李鸿章采访、接见前与罗闲谈。他对罗的评论是：“罗丰禄是总督的秘书，同时也是天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发现他是一位博学的人物，所知甚多。在等候的时间里，他同我讨论了一些斯宾塞的哲学，并告诉我，他是如何地相信赫胥黎和达尔文的理论。至于后者，他说，他相信适者生存说，而不是物种起源说。”还有一些外国人的报道、回忆也表明，外国政要、新闻记者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后，不少会与罗闲谈，他们也都发现罗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对达尔文主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等都有相当了解。依此推断，应是罗丰禄将西方经济学经典内容告诉了李鸿章，使其用此理论作为反驳美国当时的“排华”浪潮，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有力效果，罗氏功莫大焉。由此看来，主事者找什么样的幕僚、秘书，确实重要。

　　

　　李鸿章访美时随行的厨师团队

　　与理学大家曾国藩不同，李鸿章甚少“理论著述”，访美期间，却难得地谈了一次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1896年9月18日《夏威夷公报》报道，在美国传教士协会的欢迎会上，他将基督教与儒家相提并论：“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从哲学角度来看，基督教和儒家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是以积极的方式表达着黄金法则，另一个是对这些原则用消极的方式加以表达。逻辑地说，这两种表达形式是否传达了同样的真理和同样的基础，这个留给那些拥有更好的哲学品位的人来考察。目前可以说的是，就根基而言，这两种伟大的学说并没有太大差别，在同一根基上两个道德系统被建立起来。”

　　所谓“黄金法则”，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两段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待人之道“积极的方式”表达，他所说的“消极的方式”，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准则。他巧妙地避开了信仰问题，而从哲学角度，更确切说从伦理角度力图说明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别”，是在同一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两个道德系统。不知道他对基督教、对《圣经》究竟有多少了解，但为了这次出访欧美，他是做了一番准备，做了一些功课的。当然，少不了罗丰禄的功劳。

　　李鸿章对政治、机械、工程、舰船、建筑等的性能、制作过程、价格等等兴趣深厚，不停发问，这一特点也为美国记者注意到。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上，他与同船游客交谈时，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可能有的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详询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1896年8月2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在纽约他们乘船经过横跨纽约东河、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大桥时，船只靠近大桥，包括李鸿章在内，一行人全都激动起来。这座大桥在1883的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长一千八百多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四十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建造的大桥，落成时被夸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时布鲁克林尚未划归纽约，还是单独一市，美方陪同人员向李鸿章详细介绍解释了桥梁的高度、长度、结构、成本、利润、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等等。听说花费二千五百多万美元，李鸿章立即问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与英国记者一样，美国记者也注意到面对媒体人的采访时，李鸿章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频频提问，对方方面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国家大事、异国风俗到个人私事，甚至刚见面的人，也喜欢问人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个人问题，对女士也不例外，表现出明显的“国人特点”。对此，美国媒体均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表示理解。一家报纸的标题就是《李鸿章作为提问者》，对李氏风格作了如下介绍、评论：“李鸿章提问的特点是，他问很直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被避开，并且被算计好可以获取李本人想要得到的信息。”“李鸿章的旅行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而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的提问非常坦率和直接，令人耳目一新……李鸿章有勇气打破传统，问出一些在高度文明化的人群当中被认为是粗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也是这些文明人很乐意被问及并欣然作答的。李鸿章的理论是，如果听一些粗鲁问题的回答是不粗鲁的，那么问出问题的就不会是粗鲁的。不能说他是没有道理的。”（1896年9月2日《盐湖城先驱报》）不过，还是有一些美国陪同者回避了他这方面的提问。

　　七哼唱美国流行歌曲

　　除了喜欢问个人收入，美国记者注意到他也会谈论女性。邮轮都有节目演出，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也不例外，他对两位年轻的美国女歌手演唱的流行歌曲颇有兴趣：“在音乐问题上，透露总督东方口味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唯一点名的曲子是‘你别走，露’。这首曲子看起来使他很喜欢，他对自己柔声重复这首曲名。当演唱结束时，李伯爵表达出了对这首歌的喜爱，并咕哝出了‘divine，beautiful’，并通过翻译向歌手表达了感谢。”他也向这两位年轻的女士提了“无数的问题”，多大了？唱歌收入多少？为什么要登台？她们的职业会让她们在自己国家享有较好的地位吗，或者会不会被看不起？“对于这些和其他很多类似的问题，总督都得到了回答。然后总督仔细地打量这一对姐妹。‘优美，非常优美’，这是他的评价，‘还很漂亮’。”（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他还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了这两位歌手，并在她们的签名本上题了字。题字后他还特意通过翻译问人：“‘为什么你们国家的女性比中国的女人要聪明那么多呢？’并且对自己自言自语地补充说：‘我好奇这是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裹小脚？’”（1896年8月2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对流行歌曲兴趣如此浓厚，与在离开英国时看芭蕾舞却完全没有感觉、关心的是芭蕾舞女的脚的尺寸适成鲜明对照。在美国也有人问到他与“新女性”有关问题，他明确说中国没有“新女性”。

　　在欧美访问，他注意到一件非常新奇之事情。他发现，参加招待会或者晚宴时，女士们总是戴长袖手套盖着她们的手和胳膊，但却露出了肩膀和胸部。这种蕾丝手套袖型多为泡泡袖，往往饰有细小发亮的珠子，长及肘部以上，是当时欧美上层社会女士社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服饰品。李鸿章认为这与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女性不介意手臂露出，但不能袒胸露肩。他明确说，看不出这“有什么更好或者更雅致的”。在访问俄国参加俄皇加冕礼上看到许多欧美妇女，他就认为英国妇女是最漂亮的，此时访问欧美接近尾声，他对美国媒体说仍坚持此点。（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明明认为英国女性最漂亮，但在英国面对英国媒体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却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在美国却不恭维美国女性最漂亮而坦承自己认为英国女性最漂亮，也是花絮一朵，令人一哂。

　　虽然认为英国女性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但在美国媒体面前他还是公开批评英国人的自大，在文化上无法与中国媲美：“就文化而言，英国人比一些欧洲人要优越，但是他们无法与中国媲美。很多事上都显示出这一点。在中国几乎每一个高级学生都被教导要读英文原著，了解英国历史以及伟大的英国人物。英文书籍在中国也有出版。但是除非是为了商业或者外交用途，根本没有英国人学习中文，英国学生甚至没有想过中国的经典值得他学习。他们对中国的伟大人物也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只有两个伟大的中国人——我算一个。但是如果我没有来到他们中间的话，他们根本不会听说过，另一个是孔子。”李鸿章此话大大地言过其实，当时的中国科举仍是读书人的“正途”，洋务派与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仍被歧视，从数理化到英文，并无多少人学习。罗丰禄的同学、留学英国的严复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总办（相当于校长），仍要回乡参加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否则会被人歧视。中国学子普遍学习英文是将近十年后、1905年废科举办学校才开始的，这时李已去世数年。不过，李鸿章的言过其实外交策略，也有收效，使美国媒体有某种程度自省：“这些评论中无疑有一些深刻的观察，显示出总督对关于他个人的很多评价也做了仔细的思考，并且断定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历史总体上的无知。这番评论的最后将白人总结为自负。事实上，这位中国人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其他人也在想的事情。”（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

　　八准确预测美国大选

　　管理、效率一直是他关心的问题，所以他对美国多党政治下的政府运行效率表示怀疑：“总督的私人观察表明他对于美国政府系统的效率抱有怀疑。他认为有太多的党派，太多的官员，而官员失职的代价却很小。”他的理由是如果只有一个主人，他会小心地监管他的仆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一千个主人，这些主人都会让别人去监管、承担责任，“显然总督选择一个主人的体制”（1896年9月13日《盐湖城先驱报》）。

　　

　　李鸿章访美盛况

　　李鸿章访美期间，美国新的总统选战已拉开帷幕，威廉·麦金利已获共和党提名，向在任总统、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发出挑战，角逐下任总统。在离美到达加拿大后，1896年9月11日的美国《奥马哈每日蜜蜂报》报道，有位美国记者采访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他反问这位美国记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这位记者回答自己是民主党人，李鸿章笑着说：“哦！那太糟糕了。民主党要失势，麦金利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几个月后，大选揭晓，证明李鸿章预测准确，麦金利赢得选战，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真不知道他作此预测的根据是什么，一般说来，在任总统竞选连任的胜算较大。就在十几天前，他刚与克利夫兰总统在纽约会晤，是与其谈话这种近距离观察得出了克氏将败的结论吗？他在美访问总共不足十天，是他对美国政治早有深入的观察和深刻了解，还是源自他对政治的敏感、直觉？人们不得而知。但大选几个月前，他就如此斩钉截铁地断言克败麦胜并且判断准确，自有他的道理。

　　美国西部各州排华最厉害，李鸿章向美国媒体表示，因此自己不到美国西部就到加拿大访问，然后从加拿大直接回国而不从美国西海岸回中国。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于9月14日搭乘一美国轮船公司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归程。途经日本横滨因甲午之耻拒绝上岸，改乘中国轮船招商局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宣告结束。

　　这次欧美之行所见所闻肯定对他有相当影响，认为欧美强大是制度保障了“上下一心”，在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时“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但中国政治舞台留给他演出、施展的时间和空间已经无多。回国后依然处于投闲散居状态，并因误入圆明园受到朝廷严厉呵责，“罚俸一年”。直到1900年1月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才重返政坛，但不久就忙于处理庚子之事、辛丑缔约。1901年11月初，李鸿章病逝。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1-2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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