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陈:说点儿关于Hiphop的大实话

时间:2019-11-29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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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 Wes陈

  采访、文| 黄昕宇

  2017年的综艺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让Hiphop这个小众文化出了圈,变成了遍地开花的主流文化。年轻的歌迷可能很难想象,十多年前,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Hiphop。很多人认识这一文化,是因为一个电台节目,《嘻哈公园The Park》,孔令奇和Wes陈2006年创办了这个节目,每周介绍最新、最经典的国内外Hiphop音乐,受到他们启发、鼓舞的,不乏如今成名的Hiphop歌手。

  综艺节目成功之后,娱乐资本大量注入,让Hiphop市场在两三年内迅速膨胀,许多人得了名,挣到钱,更多人正在往里扎。而《嘻哈公园The Park》却没有享受到市场爆发的红利。2018年孔令奇离开嘻哈公园,HitFm(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劲曲调频)也终止了和节目的合作。Wes陈将《The Park》转为线上音频节目,继续做了下去。直到今天,《The Park》依然提供着最纯正的Hiphop内容,却几乎没什么收益。

  Wes陈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华裔,从小听Hiphop,经历了这一地下文化在美国一步步走向主流的过程。随后他留学来到中国,成为Hiphop文化推广人,又见证了中国Hiphop从慢慢生长的小众文化,爆发式地成为流行现象。

  Wes说:“Hiphop是最包容的文化,它本来就不见得只属于小众或独立。它是一个很好的麦克风,任何人都可以用说唱来表达自己。我接受它变成任何一种样子。只不过现在,做真实表达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那就要接受你的表达和你坚持的原则越来越小众。但越是这样,越需要说真话、有原则的人和内容。”

  每期The Park开头,Wes总是自我介绍道:“我是尽量给你们保持真实的Wes陈。”

  “Keep it real”是一句早被滥用得有点可笑的口号。但每次听到Wes在节目里说大实话,自然、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你就会觉得,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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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79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美国是多种族国家,洛杉矶更是一个各种肤色民族混杂的地方。在我上学的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非常混乱,经常发生各种帮派斗争和枪击事件。墨西哥帮和黑人帮派经常碰撞,有一阵子亚裔帮派声势很大,洛杉矶从南到北接连发生好几起亚洲帮派制造的枪击案,电视报纸上持续报道这些新闻。

  我上的是公立学校,学校里什么族群的孩子都有,有黑人,有亚裔,有墨西哥人,学生里也有混帮派的,甚至校园里也发生过帮派斗殴。我们高中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学生在暴力事件中丧命。有一回不是帮派冲突,只是有个人睡了另一个人的女朋友,结果就有枪手等在学校门口,放学所有孩子出来的时候,就在校门外给了那男孩一枪。

  我中学时成绩挺好的,一直在好班,一起上课的都是比较乖的孩子。但因为我喜欢打篮球,结交了好多朋友。我又爱混,喜欢去夜店、酒吧,那时美国刚刚开始流行Rave大电子派对,我也会去。在美国,买烟买酒必须18岁以上,很多夜店和酒吧规定成年才能入内。但其实,只要有办法就能混进去。我哥比我大五岁,他把他的ID给我了。有了他的ID,我的每扇门都打开了,买烟酒,去酒吧,去赌场,我比同龄的孩子更早接触到一切。我16岁,甚至更早就开始喝酒,约朋友出去玩。所以我中学的朋友很多很杂,也有混帮派的朋友。

  他们平时的生活很乱,我的朋友里有偷车的,也听说过他们帮派的人在公园约架,结果到了地点,对方人没出现,出现一辆车,枪从车里伸出来“啪啪啪啪”。但因为他们不是特别狠的帮派,并不是像大家印象中的美国血帮和瘸帮那样,天天暴力流血。我和他们接触,大部分时候就是玩,过得很娱乐。

  那时我比较小,这些朋友都比我大一些。他们有时开车来我家接我,一个个穿那么肥的衣服裤子,身上都是纹身,男的一个个戴耳环。我爸妈一看就很紧张,这都是些什么朋友啊?但他们不会强硬地管我,我爸给我定了几条基本的规定:第一,别被警察抓了;第二,别把女孩子弄怀孕了;第三,成绩一定要达到标准。所以我就保持一个不错的成绩,还是继续在外面混。

  按照帮派的规矩,新人加入时,大家就围住他,一起揍他几分钟,按照北京话说就是“圈儿踢”。揍完,ok,站起来,你是我们兄弟了。这相当于一个入会仪式。

  我那时虽然跟他们玩,但是没有加入帮派。我那时认识的华裔帮派的人,大部分是东南亚的,很多菲律宾人。我记得有一个大哥跟我说,你别加入,当朋友跟我们玩就行了,他很认真地跟我说,“你是有未来的人”。

  有一回,我跟我们那个区帮派的人去他们的总部,在洛杉矶中心地区,一个很破的房子。进去以后,一屋子人,都是一看就觉得巨狠那种,身上都带着枪。那天正好另外一个跟他们有矛盾的帮派来找麻烦,来了好几辆车在房子外面守着。那时屋子里一帮人都不能出去了,大家脸色严峻,都不敢轻举妄动,僵持在那儿,屋里的气氛特别紧张。我第一次那么真实、强烈地感受到危险,真的见识到帮派特别狠的一面。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事真不是开玩笑的,我绝对不能参与其中。

  在那个年代,现实社会就是这么帮派横行,所以匪帮文化也很盛行。很多MV、影视剧也会展现帮派情节,甚至有些美化,呈现得好像这事儿特别牛逼。Gangsta Rap(匪帮说唱)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确实诞生了很多跟匪帮文化相关的好听的Hiphop音乐。

  现在Hiphop在中国流行起来,我看到很多孩子很向往匪帮,会学它们的打扮,唱这些内容的歌词。但他们其实就是拿个样儿,以为是潮流,说白了就是装逼。他们真的不知道帮派环境里存在的真正的危险和不合理的暴力。即使现在美国的社会环境已经比那时好了很多,但帮派依然存在,我们有时还是会听到某个说唱歌手遭遇枪击甚至丧命的消息。中国这些模仿匪帮的孩子,穿得这么狠,甚至文帮派文身,你如果去了洛杉矶,可能真的会有麻烦。

  2016年Wes陈在成都拍VICE纪录片《川渝陷阱》期间,与Harikiri(中)和Bohan Phoenix(右)在NAS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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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奶奶是1949年左右离开大陆的。我的父母生在大陆,很小的时候跟着各自父母去了台湾,后来移民到美国,在那里生了我哥和我。小时候上学之前,我在家里基本说的是中文,因为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英语。但开始上学后,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我的中文就开始慢慢退步。我挺希望能有机会学好中文,这样能跟爷爷奶奶更好地沟通,他们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说。大学读到大四,我学分修得差不多了,就申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留学项目,进修汉语。

  来到中国是2000年底,一下飞机,一股味道就扑面而来。后来才知道,是烧煤的味道,这就是冬天的北京的味道。

  来了之后我觉得,哇,太有意思了。后来美国很多朋友问我,中国怎么样?是不是不自由?我说,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由。

  那是一种不同的自由。在美国,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大街上喝酒。中国可以。那时的北京很乱,没有太多规则,街上黑车、黑面的、小摊小贩特别多。有一种很野生的气氛。三里屯南街是一串小酒吧,啤酒五块钱,一出酒吧门口就是卖烤串的,各种新疆人、非洲人摆摊卖东西,在那儿想干嘛干嘛。

  我和一些留学生朋友每周末就在那儿吃啊喝啊,在三里屯喝得差不多了去工体的夜店玩,不是双休日的晚上我们就去学校或者北大附近的酒吧。

  每周四,我们固定去的是北大西门一家叫Solution的酒吧。这家酒吧的老板让年轻人、留学生去放音乐,掌控酒吧的气氛。只有在Solution,你能听到纯粹的Hiphop音乐,一去到这儿,我就感觉,我操,终于找到一家我可以点我喜欢的音乐,而且DJ都知道,都能找到的地方了。老郑,北京最早的Hiphop组合“隐藏”的成员,那时总是坐在吧台,我看到他身上有个文身是一个Hiphop组合的Logo,就去跟他聊天。我敢保证北京最早听Hiphop、玩Hiphop的年轻人那时都在那儿喝酒、聊天、跳舞,“隐藏”其他的成员王波和马克一定也是Solution的熟脸。

  那时刚到中国,看什么都新鲜,经常到处玩,天天去酒吧。至于中文,我学到报刊课时就放弃了。我看中文报纸,觉得太不合理了,一个句子这么长一大段从这儿到那儿,是个逗号!各种外国名字也不标出来,英文里人名或地名会首字母大写或者标斜体对吗,中文完全没有,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个名字,就只好去翻词典查这个字,发现跟后面那个字根本都连不上啊,词典也查不到,还花了我一个小时!我就放弃了。我还是更愿意通过跟当地的朋友交流,学口语或者文化,这更有意思。

  一学期结束,我回美国读完剩下的一个学期,结果“911”发生了。我大学专业是企业管理,没想到毕业赶上美国金融行业最差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就想,中国这么好玩,我的中文也还没学到满意的水平,犹豫了一夏天,又申请了一个留学项目回到北京。课余时间还教英文,在大大小小的公司干各种奇怪的兼职,挣生活费。晚上继续喝,玩。毕业后自然而然地找了工作,后来又开始做Hiphop电台《嘻哈公园》,就在中国一直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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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哥就觉得我有特异功能。每次坐车听收音机,他就跟爸妈说,你看,换什么电台放什么歌,他全都知道。那是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到哪儿都一直开着听。甚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也整天开着收音机。我从电台里听了很多很多音乐。

  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对Hiphop感兴趣。当时的主流音乐是摇滚乐或者流行,Hiphop在美国还挺地下的,广播里根本没有Hiphop节目,MTV这样的主流平台只有非常偶尔能看到一两首Hiphop。但民间已经有人听说唱了,那时有一个可以花钱点MV看的电视节目The Box,在这个节目上就会出现更多Hiphop音乐。另外还有BET(黑人娱乐电视台),会放比较多的Hiphop。毕竟R&B和Hiphop本身就是黑人文化。

  我也是通过学校的黑人同学接触到了Hiphop的。我一听这种音乐,觉得非常新鲜。它不像别的音乐带给你的更多是情绪或者感觉,而是非常直接,具体,信息量很大,有很强的画面感。另一个吸引我的点是,说唱非常玩语言。在中文里,我们说起“诗”,总觉得很深奥很严肃。在美国不是这样,也有一种给小孩读的,很口语、玩押韵的诗。说唱就是一种更成人的玩法,说唱歌手就是诗人。

  也就是在我刚接触Hiphop不久,黑人音乐就慢慢在美国流行起来。先是R&B,接着把Hiphop也带流行了。比如MTV就开始做一个叫做Yo! MTV Raps的Hiphop节目。广播上也有两个美国比较主要的电台开始放主流Hiphop。

  有一个电台,会在每周末的一个晚上,放一到两小时地下Hiphop音乐。前一阵大家都在转谢帝、派克特和王以太到美国Hiphop电台“Sway in the morning”做客的视频,大家都在讨论他们,却没人知道当时坐在他们身边的那位黑人女主持,就是当年Hiphop还没那么主流时,就在夜晚放地下Hiphop音乐的女DJ。在Eminem、Jay Z还不出名的时候,她就把他们请到节目里Freestyle。过了两三年,原来在夜里出现的音乐,都放到了白天。

  后来我自己开始做电台也坚持这个原则,如果是特别主流的,买流量的、有大音乐平台助推的,我就不放了。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曝光,根本不需要我来放。

  做《嘻哈公园The Park》是个很偶然的机会。

  2006年,有人找孔令奇做个排行榜节目,但他希望做一个Hiphop节目,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我马上答应了。我和孔令奇是2001年左右认识的,我们都是留学生,都喜欢Hiphop。那时候留学生少,都是一圈人,我们经常一起去酒吧玩,看NBA或者美国的橄榄球赛。后来他去台湾出道当了艺人,之后又回到北京。于是,从2006年5月开始,我们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劲曲调频HitFm合作,开始做《嘻哈公园The Park》。

  那时我在一个做留学生项目的小公司上班,头几年,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两天有两小时时长,需要很多内容。我白天上班,晚上做节目。做《The Park》是没有钱的,我那时候工资不高,但也完全没想靠节目挣钱,做这个节目完全是我的兴趣,我们做得很快乐。

  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挑一些歌来放,新的和老的都有。那时后说唱圈非常小,我去王波他们办的每月一次的Hiphop Party “Section6”,在老愚公移山,很快北京玩说唱的人就都认识了。我会问他们要一些他们录的新歌。《The Park》播了一段时间后,广州、上海和其他地方玩说唱的人也会主动联系我们,把他们的作品发过来。但无论是不是认识的人,首先都要我听了,觉得这首歌确实牛逼才会在节目里放。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是接地气的,但我和孔令奇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会请一个本地的Hiphop爱好者作为第三人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主持。第一个人是我打篮球认识的Easy E,他很喜欢美国音乐,通过听歌,英文也练得非常好。后来还找过现在在丹镇北京的刘锐,之后还有鱼驾浪,都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本地人。

  因为很希望能真正地推广Hiphop文化,我们那时候除了放音乐,也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教大家英文里的黑人俚语,还请说唱歌手来节目里freestyle。但那时候玩说唱的人太少了,嘉宾非常难请。我们希望能和来录节目的歌手一起freestyle玩起来,于是我也开始试着写点词,玩freestyle,也是因为节目需要,我开始做DJ,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快乐。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叫做“Hot Or Not(辣还是瞎)”,每期会放两首中文说唱歌曲,进行PK,由听众投票,优胜的歌曲下一周会继续放,和另一首新歌进行PK。如果谁的作品连续四周胜出,我们就会邀请歌手到节目里做专访。这个环节就是为了鼓励那些玩说唱的年轻人多创作,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头几年国内新的作品太少了,值得放的好作品更少,我们得去找,去问认识的歌手有没有新歌可以放。慢慢的,投歌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甚至新疆、西藏的歌手都会投歌过来。歌曲的水平,录音制作的质量都明显提升。

  我敢说,Hot Or Not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音乐PK平台,谁能胜出,完全由听众决定。我们的投票方式改过很多次。一开始是短信投票,后来有了微博,就试着用各种第三方投票插件,结果发现都是能被买的。有时候看到某个作品的票数不正常地高,就知道又是花钱刷票。现在我们又改成了在公众号发的图文下留言1或是2。这样首先你得关注我们,然后还要留言,投票的门槛比较高。票数都是我们看后台留言一个个数的。人工数票非常麻烦,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平。

  《The Park》是一个非常纯粹公正的节目,从来没有为了钱推过任何一个歌手。曾经有唱片公司一直跟我联系,让我们给他们的一个歌手做采访。我说你至少得把作品发过来,歌曲发来后,我觉得一般,就把他的歌放到Hot or Not,让听众决定。我说,如果你的歌能拿到四周冠军,你就可以来,和其他独立歌手一样,You are not special。后来他的歌被PK下去了。

  2019年1月,Wes陈和小老虎在录音室录制《声疗》 2012年,Wes陈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动中。右一为Wes陈,左二为Hiphop歌手大狗 2012年,Wes陈在北京MIX的Hiphop活动中。 2015年,Wes陈主持进口红牛的活动,随后他也在Redbull上了一年班 2010年,Wes陈在愚公移山的活动中做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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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孔令奇做节目挑选歌曲,他一直偏流行,我放的更地下。后来我搬到上海,我们在不同城市,录节目就分成两段,他剪他那段,我剪我那段。但他有时剪得不是很仔细,也经常放他自己的歌。后来我们的分工是,内容我负责,招商他负责。他有经纪人,资源也比较多。但《The Park》一直是不挣钱的,只是有时候有赞助商,很不稳定,没钱的时候就只能扛着。

  2017年,孔令奇跟我说有个公司要融资,想买我们的品牌。但这事拖了很久一直没下文。到那年年底,那家公司又要用《嘻哈公园thePark》这个品牌办活动 。我没同意。但他没有尊重我的意见,还是背着我办了活动。这样的事让我觉得,他不太尊重我对节目的意见和决定。

  2018年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把《The Park》往线上方向发展,把节目上传到网络。这年初,我跟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谈,把他们闲置的一间售票室借个我们,然后我把这间屋子装修收拾好,作为录音室,并且开始做PTVN网络视频节目,邀请小老虎、大傻、AR、派克特这些说唱歌手来这儿做采访。那时,节目也正好联系到一笔赞助。我当时觉得一切都OK了,好多事情准备要开展。

  没想到,到了夏天,我又突然从别人那儿得知他要去参加《中国新说唱》。此前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事。我觉得虽然上节目是他的个人选择,但并不是对我们一起做的《The Park》没关系、没影响的,应该先跟我商量。但是他连提都没提过。几个月时间内,又发生这种事,我特别生气。我没法跟他一起录《The Park》了,就跟他说,要不他做,我走,要不我自己来。他回答我,他选择用那段时间来做准备,去上综艺节目。那时起我也想明白了,他选择的是那条路。他自己的事不光比《The Park》重要,对他来说,甚至比哥们儿更重要。

  之后,《The Park》的事就由我一个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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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hop现在在中国,完全变成了主流。之前我们合作的HitFM是放流行音乐的电台,他们现在买音乐包放歌,百分之八十都是Hiphop。总体来说,Hiphop在中国肯定是获得了很大发展的,只是环境变得很混乱。

  在《中国有嘻哈》之前,我们是看着这个东西慢慢地成长。选秀节目一出来,整个市场就炸了,好多人都冒出来,谁谁都是说唱歌手或者DJ。包括做生意的人,全都看到Hiphop这块肥肉,骗子扎堆。

  现在玩说唱的小孩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过去没有成功的例子。我做到最成功,就是变成王波,挣不到什么钱,只有小圈子的人认你。我操,那你还愿意做Hiphop,你就是从心底真的爱这个文化。现在人的心在哪里啊?可能只是觉得这东西时髦、潮,或者我要千万的观众,百万的收入,我要成为明星。原本在中国,Hiphop圈和娱乐圈离得特别远,现在呢,音乐、文化和娱乐全都混在一起。好多玩Hiphop的孩子都忘了,他们开始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圈子最不好的现象是,太多人把《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看成唯一的出路。其实我觉得,不上节目是个很有自信的选择,说明你足够尊重自己的音乐,你相信你的东西不需要依靠这个娱乐平台也能出来。

  有很多朋友在上节目前来问我的意见。我首先会问他,你上节目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挣大钱变成明星,赶紧去吧。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那就问问你自己,你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玩Hiphop。我也会让他们多思考一下,所有的选择都是有牺牲和代价的。你要想清楚娱乐节目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限制,甚至出卖、利用你和你的作品,想清楚如果你选择去选秀节目,你在得到曝光度的同时,失去了什么,换掉了什么。

  圈里很多朋友都去上节目了,我也能理解。每个人生活条件有区别。有的上节目的孩子,是从一些小地方或者条件更艰苦的地方出来的,他们愿意牺牲更多来提升生活水平、获得更多机会。比如去年参加节目的有很多新疆歌手,我完全能理解。但如果你家庭背景不错、机会条件也还可以,你还是出卖自己和你的音乐,把自己变成商品,那你不是搞音乐的,你是追求利益搞娱乐的。

  有很多人上了节目,出了名之后,音乐改变了,做人也变了。有些过去The Park推过他们作品的人,之前大家也是朋友,也喊我“Wes哥”,出名之后再约他们做采访,直接来一句“跟我经纪人谈”。但也有些人上了节目,我依然尊重。比如Bridge去了节目后没有签公司,自己的资源好起来了,也一直想着带自己的团队和兄弟们走起来。他依然是个特别随和的人,还回到The Park跟我做采访。我觉得且不说音乐,他做人做事的方式是值得尊重的。马俊也是个好例子,他在上了节目后还发过一条很长的微博,评论这个节目和中国Hiphop,说得比较客观。很多人上了节目后,不敢说任何关于节目的坏话。马俊还愿意写那条长微博,我给他鼓掌。

  去年AR写那首《皇帝的新衣》diss吴亦凡,绝大多数上过节目的人不敢赞不敢转。但是吴亦凡发一个所谓的反击,全部人都在转。当时我就想,你们觉得Hiphop是干嘛使的啊?你们尊不尊重这个文化啊?

  一个人遇到权力、名气、利益的诱惑,或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时,你才能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极端的情况会让你看清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2016年,Wes陈作为主持人拍摄Vice纪录片《川渝陷阱》期间和Bridge在重庆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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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The Park》现在挺困难的。团队很小,没有赞助,也缺少一个人去拉赞助,只能我想办法跟人谈。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擅长谈生意。我自己接活谈价钱,甚至之前上班跟人谈工资,我都不大能谈好。我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申请在上传节目的平台开通打赏,但这个方式平台抽成很多。前阵子我们也开始做一些T恤和贴纸,卖周边,但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卖得也不是很好,而且做产品还得先投成本,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在现阶段,这总比零收入好。

  我相信如果能找到一个人专门干招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会好很多。我也不需要这个节目挣多少钱,只希望《The Park》能养活它自己,能留出一点发展的空间,就够了。我不指望太多钱的赞助,因为这样的话赞助商可能会对内容提要求,我不希望节目为了钱做牺牲。

  孔令奇离开后,我找了大宝来跟我一起主持。大宝在Vice工作,英文不错,对音乐很热情,Vice音乐栏目的Podcast也是她做的,所以有一定经验。找到大宝一方面还是为了接地气,另一方面,大宝能提供年轻人的想法,我今年40岁了,我们的节目在年龄上也需要接地气。而且大宝是《The Park》第一个女生主持,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新闻或一些话题,和听众讨论互动,大宝经常能从她的视角提出一些我们都没有想过的观点。其实她做《The Park》拿的工资非常少,但我看得出来,她做这个是很开心的。我们现在的团队还有一个成员是POE,负责微博微信运营,每次Hot or Not的投票就是他数的,挺辛苦的,但现在他的工资我都开不出来了。

  其实现在做《The Park》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开始时那样,能从中获得很多快乐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上面,一周两期节目,要找新歌,收集听众的互动,还要约嘉宾,做采访和拍摄,做Mix,每期的节目也是我自己剪辑上传的。

  说实话,做《The Park》对我来说,是我在给年轻人提供我能给出的文化和音乐,自己的收获很小。我现在反而更喜欢做自己的另一个电台节目,叫“声疗”。我会请不同领域的朋友来很舒服地聊天。声疗不是采访,有时候我只是和嘉宾就一个话题或者事情互相交流,有时候观点不同,甚至有点争执,但都没关系,很真实。这种交流能让人收获很多想法和启发。不过,声疗的更新真的非常慢,毕竟这个事情也没有钱,而且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The Park上了。

  我现在听播客节目,也更喜欢听对话访谈类的。过去我天天听音乐节目,包括自己做电台,做DJ,去夜店、Livehouse,太躁了,现在耳朵都有点耳鸣,永远在“嗡嗡”响。我现在特别能享受安静。我的生活跟原来完全不同了。以前我就是酒腻子,朋友们随时见到我,手里都握瓶酒。现在我的生活就是遛狗、买菜、做饭、做节目、健身,很少去Party。社交圈也缩小了,我把朋友圈都关了,我觉得信息应该自己去挑选,而不是人家塞过来,我也很讨厌大家在评论底下聊天,看谁认识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跟人正常的交流方式。年纪越大,我越觉得,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我的改变是从2013年开始的,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病,得了急性胰腺炎。当时我在美国,宿醉之后连着两天疼得跟要死似的,医生说,你已经喝完一辈子酒了,不能再喝了。我于是开始戒酒戒烟,戒了之后,整个人都清醒了很多,想想之前二十年我都是晕着过的。我比原来瘦了很多,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好的改变都来自于困难和挫折。现在《The Park》的状态比较艰难,但我觉得ok,我欢迎困难,后面一定会迎来更好的改变。

  《The Park》对中国Hiphop的影响是很深的,虽然不那么明显。有无数大家熟悉的说唱歌手和他们的作品,都上过节目。在那些年,没有别的平台分享他们的作品。现在上节目后成为大明星的很多人,当年的第一步都是到《The Park》。那时Hiphop那么小众,环境根本不比现在,如果没有《The Park》这个平台给了他们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的机会,可能有些人都不会继续做音乐了。

  这个节目十几年一直在推这个文化,我们分享的音乐和我们传递的态度也影响了很多人。有些人曾经是听众,后来变成了来投歌的歌手,或者成了DJ、制作人。也有很多听众说,我小时候就听你们的节目,后来出国读书,都回国工作了,发现《The Park》还在,太牛逼了。也有一些新听众是看了选秀节目知道了Hiphop,在网上扒着扒着找到这边,发现,噢Shit,这个才是真正的Hiphop。能够去影响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其实我最开心的是听到听众说,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了新的想法或者观念,这比他们获得Hiphop知识和音乐更让我高兴。

  Wes陈和他的狗妹妹

  —— 完——

  题图为Wes陈做节目的时候。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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