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越千古，寻找音乐创造者的足迹

　　和我们一起 看文明 知中国 走世界

　　

　　从古老的音乐文物中

　　我们可以聆听到远古文明渐行渐近的足音

　　中华文明鲜活而富生命力的形象

　　给我们的心灵带来震撼和感动

　　

　　撰文丨李宏 支持丨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

　　踏音寻源

　　随着古代音乐文物的络绎出土，中华民族音乐发展史因这一次次令人欣喜的发现而改写，使它摒弃了中国音乐起源的神话学支撑，结束了有关上古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起源的争论，也更新了人们对中国古代乐律水平的认识，打破了治音乐史所受的文献史料的局限。这些音乐文物是古代乐音的真实载体，凝结着中国古代旋律和音容的全部秘密。

　　

　　△贾湖骨笛

　　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前期（距今8700?6800年）1987年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贾湖遗址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此骨笛制作精良，音质优美，堪称贾湖遗址骨笛之最。

　　

　　△ 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团队2008年在德国西南部一岩洞中出土一件大约3.5万年前的骨笛，它是人类迄今发现最为久远的乐器。这支骨笛由秃鹫中空翅骨制成，长约22厘米，直径2.2厘米，有5个按孔。

　　随着中国科学考古的发展，更多与音乐相关的重大发现带来了音乐考古学的快速成长。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从事音乐活动所遗留下的各种遗物和遗迹。音乐考古学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实物资料，以考古学的方法,阐明古人音乐实践活动，进而探讨音乐文化的发展。有关音乐的遗存一般分为器物和图像两大部分：器物主要是各种质地的乐器类；而图像则如乐俑，与音乐艺术活动有关的器物铭文，各种器物绘饰、堆塑、雕砖石刻、洞窟壁画以及涉及音乐内容的图书、乐谱等，内容广泛。音乐考古学与人类各种族的音乐活动和文字记载的音乐活动同样有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科学技术更多地进入音乐考古领域，有关乐器的年代测定法，青铜乐钟与冶金学、古代乐器的录测音中所涉及的现代音响学问题，都随着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深入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禽鸟肢骨推测图

　　

　　△ 华夏古乐于国家大剧院演出，骨笛被再次吹响。

　　袅袅上古音

　　有关华夏民族音乐的起源，有实物可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此遗址中所出土的骨笛对于改写和丰富中国音乐发展史，具有特殊意义。骨笛是用鹤鸟的肢骨所制。其中最为完整的，经测定，已经具备七声音节结构，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吹管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认为中国乐律都是以五音为主干。骨笛的出土，将中国七声音阶的出现提前到8700年前，改写了中华音乐文明起源时间，这是了不起的奇迹。骨笛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贾湖先民的音乐活动证实了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源头所在。

　　

　　△宋代定窑八角镂雕兽首响铃器，为八角形，不仅采用了浮雕和镂雕工艺，还在空腔内雕出能活动的响珠，发出清脆的铃声，巧夺天工。

　　

　　△东汉的舞乐车马出行镜，图案婉丽中透出典雅，是典型的男女盘鼓对舞画面。

　　

　　△黄釉扁壶，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是对胡腾舞转入中原最直观的形象诠释。胡腾舞据考是古代西域一带的民间舞蹈，以男子独舞见长。

　　人们习惯将中华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联系起来，音乐的起源和乐器的发明也是这样。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伏羲氏灼土为埙”，“女娲制笙簧”，“伏羲神农氏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特别是尧的乐官夔、黄帝的乐官伶伦，都是专职的音乐人。音乐的起源、乐器的发明与传说中的帝王关系密切，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将音乐视为具有治国安民的重要功能的特殊观念。

　　我们不能低估远古人类的音乐水平，他们的生活空间，没有人为的噪音，而更多是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声音。相反，是我们现代人对乐音的感觉能力在下降。经专家测音，贾湖遗址早期的四孔、五孔骨笛（公元前7000年～6600年）已经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的（公元前6600年～6200年）的七孔骨笛，能奏出六声和接近七声的音阶。而遗址晚期（公元前6200年～5800年）的骨笛分别钻有八孔、九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一些变化音。制笛之前贾湖人曾经认真计算，在骨管上刻划等分记号、分格计算和划线钻孔，笛子制成后还运用打小孔的方法调整个别孔的音差，制作方法和过程与现在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而且已经有了音与音之间距离差别的基本概念，这些音程关系经过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音乐艺术实践，直至明代乐律学家在计算和理论上加以科学化的总结，才使人们对乐律有了新的认识。

　　

　　△ 隋代绘彩坐部伎陶女乐俑。隋唐燕乐中，琵琶是不可或缺的主奏乐器。此为弹琵琶女俑。

　　夏商音乐在史书上早有记载。在迄今出土的夏商音乐文物中，石磬在许多贾湖遗址同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出土。打击乐器石磬是起源极早的原始乐器，尚书有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石磬出现，河南范县龙山文化阎砦遗址所出石磬，呈三角形，倨勾明显，并有倨孔，是我国横悬式石磬之源头。夏商石磬，早期多为特磬，即单件的大型磬。这些乐器发音清彻响亮，穿透力强，具有稳定节奏控制音高的作用。殷墟所出虎纹特磬，将特磬的使用和制作都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三件一组的编磬，则为磬这种乐器旋律性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两周墓葬中，磬与钟成为贵族乐器配置中的主要角色。上蔡楚墓中所出“商父之徵”石磬，寓示了这种乐器及其乐律的源与流。

　　

　　△石磬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甲骨文中的“磬”字（左图）。鱼形石磬（右图）商代，制作精美，工艺考究，表面刻绘有精美的纹路，体现了商人独特的审美趣味。

　　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作为乐钟中性能最完备的甬钟，应是从北方商铙发展而来。三门峡虢国墓、新郑郑公大墓和淅川楚国墓地所出文物表明，从北向南、从西周到春秋，甬钟走了它最为完美的渐变轨迹。淅川下寺M2号墓出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以其规模之大，音域之宽、铸工之精、钟体之大成为日前发现春秋时期最为完美的一套甬钟。按原出土位置和实际测音和演奏结果，这套编钟从低音到高音，跨越了五个半八度，下层大钟作为击节和声的低音区，上层中小型钟作为旋律之用的中高音区。上层双音钟七声俱全，且多半音，可以旋宫转调。这种完美的音列和音质，为晚于此一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走向辉煌打下了基础。

　　

　　△ 华夏古乐音乐会上的编磬。天然石片按不同音高次第有序地成列悬挂，称为编磬。磬音铿锵、清越、穿透力强。磬与编钟合奏，金石合鸣。

　　郑卫之声，是两周时期周乐与商乐的汇流中成熟起来的一代新音乐的代表。在复制新郑编钟过程中，音乐考古学者收集了新郑窖藏中十套编钟的音阶检测数据，发现十套编钟正侧鼓音都有商音，而且有不少变徵、变宫的半音存在，具备完整的七声音节结构，且半音丰富。利用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这也许是魏文侯听“古乐”而“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的原因所在。

　　由于北方土质问题，琴瑟笙管等丝竹类乐器几乎均不可留存至今；但有关琴瑟的文献记载，都证实两周时许多著名的琴师都出于中原。师旷、师襄、师文等，都以非凡的音乐才能、高超的演奏技巧、“内得于心、外应于器”的丰富的音乐内心世界，为后代琴学者所敬仰。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漆绘锦瑟，面板上金银绘彩的狩猎纹和宴乐巫舞纹，使整个瑟显得华美无比。

　　

　　△ 春秋中期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发声低沉。的内壁均有调音锉磨的痕迹。

　　

　　△ 春秋时期的青铜神兽鼓架座，其上遍布的龙凤纹饰，以翠绿色的孔雀石镶嵌而成。

　　两周时期的排箫出土资料仅四处。箫管音质各有千秋。“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礼记·乐记》）,钟磬琴瑟箫管在上古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自身器乐功能外，更主要的，还是作为贵族礼乐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在中国第一部乐歌总集《诗经》中，被称为二雅的宫庭音乐实际上称大夏、小夏，这是周祖述夏人，视中原传统为王室正统音乐的缘由。“诗言志、歌咏声”。上古时期，士人与贵族在交往中，常常是赋诗言志和献诗陈志，要用诗来婉转表达自己的意志与情感。一部《诗经》，可歌、可弦、可舞、可诵。《史记》曾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记载。在《诗经》的风、雅、颂三类诗歌中，“国风”是黄河流域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乐。两周音乐音声虽已消泯，但我们可以从这部乐歌总集中，在大量出土的两周音乐文物中，找到这股音乐的潜流。

　　我们目前所做的华夏古乐复原与研究工作，只是进行了计划中的第一步，即先秦以前音乐文物的复原。相对于漫长的音乐进程，等于是刚刚涉足长河之源头，还有众多年代的音乐考古和文物复原的科研项目亟待开发。

　　

　　△ 元代吹排箫俑。

　　音遗之宝

　　两汉时期，百川汇流，在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砖、石、壁画中，舞乐百戏的题材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承三代音乐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形象资料可供参考。不同规模的乐队，丰富多样的乐器，纷繁复杂的演奏方式……我们在画像石刻中，可以找到旧有和新出现的乐器和演奏方法，可以从如痴如醉的乐手形态中探索汉乐的节奏和旋律特点，可以从不同姿态的长袖舞女形象中建构完整的舞蹈动作序列。

　　汉魏乐府对民间音乐的整理和传播，对保留大量传统曲目和建立完整的音乐理论，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原与西北异域少数民族的交往，一种新鲜的音乐因素注入了古老文化的肌体。考古发现的汉唐乐舞中的胡人乐舞最早见于北朝。在汉唐陶塑中，乐舞俑带来古乐复原的第一手资料。如琴瑟的指法、器乐的组合、演员的服饰等都有再现。隋代所出坐部伎，一组八件，八个跽坐演奏的乐女手中分持曲项和直项琵琶、五弦、竖箜篌、横笛、钹、排萧、觱篥。这种小型的室内演出，称之坐部伎，是古代宴乐的一种形式，起于周代，隋代已经成熟，至唐代更加完美。

　　

　　△宋代铜鼓。此鼓面中央刻有十二芒太阳纹，出二晕。周身被花纹围绕，庄重而典雅。铜鼓是流行于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除用于传递信息，还被视作权利的象征和吉祥之物。

　　唐代乐舞的美在于汇拢了各国舞蹈的精华，艺术家们以炉火纯青的技艺表达诗一般深邃优美的意境。随着各国艺术家大量涌入，箜篌、琵琶等胡乐传入中国。来自西域的胡腾舞、胡旋舞也风靡一时。唐王朝在隋以来的宫廷“七部乐”基础上，编排增补的“十部乐”，就是以国名、地名为乐部名称的音乐大全。唐代民间与宫廷舞乐在内外乐舞风潮中呈现出绚丽风姿与青春朝气。霓裳羽衣曲作为隋唐时的民族交响乐曲，无疑代表唐代音乐歌舞最高成就的代表。唐代墓葬所出土的大量彩绘和三彩乐俑，显示出盛唐乐舞的普及程度。

　　

　　△甲骨文中的“排箫”字（左图）。骨排箫（右图），商末周初——中国最早的排箫。此排箫编管数为13，音色空灵悠扬。排箫为吹管乐器，以长短依次递减的细管排列而成，每管一音，多用于伴奏。

　　

　　△ 摩洛哥古老的传统乐器——手鼓。

　　逮至宋元明清，宫庭音乐逐渐走向市井，一时“万家竞奏新声”。开封作为北宋之都，属于娱乐场所的瓦舍、勾栏遍布汴梁四城，宋太宗与徽宗嗜琴如命，音乐论著向纵深发展。为近代民族音乐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明代郑王世子朱载堉，十四年潜心研究，创造了“十二平均律”，对欧洲和近代的音乐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位世界级音乐与律学巨匠，他的成就就植根于音乐文化的沃土中。

　　进一步理解了上古音乐创造者的聪明才智所带来的中华音乐文化遗产之价值，更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华夏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音乐文物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内涵，将在这些珍宝的蓦然现身中，放射出万世不泯的异彩。

　　李宏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相关链接：乐音，来自地球另一端

　　中西方音乐之渊源各异，除了因民族性所产生的差异之外，主要表现于中国音乐注重的是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是和谐。相应地，反映在乐器形制上也各不相同。

　　现在所提及的西方音乐实际上是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期间，音乐史上称为巴洛克时期。西方古典音乐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比较客观。

　　西方音乐分为以下8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音乐、浪漫主义音乐、现代音乐（现代古典主义音乐）和新世纪音乐。

　　西方音乐主要是指欧洲的音乐，由于欧洲历史上统治阶层比较重视音乐，因此许多音乐家都得到资助和保护，发展出比较完善的音乐理论。目前西方的音乐理论在世界音乐界占有主导地位，欧洲音乐界发展的记谱法和作曲的程式得到世界的公认。

　　

　　△竖琴

　　西方乐器分为：弦乐器、木管乐器、钢管乐器和敲击乐器。

　　弦乐器是指以弦振动为发音体的乐器之总称，依其发音的方法，又可分为三组乐器：

　　1.击弦乐器，用槌敲打弦而发声。比如钢琴（PIANO）。

　　

　　△ 钢琴

　　2.拨弦乐器，透过拨弦产生振动而发声的乐器。比如竖琴（HARP）和吉他（GUITAR）。

　　3.擦弦乐器，又称弓奏乐器，透过弓磨擦弦而发声。小提琴（VIOLIN）、中提琴（VIOLA）和大提琴（VIOLONCELLO）均属于此类。

　　

　　△小提琴

　　木管乐器，靠着在管内制造出空气柱的振动来发音，经过改良金属或其它制材也可未必限于木制。

　　长笛（FLUTE）、单簧管（CLARINET）、萨克管类（SAXOPHONE）均属于此。

　　

　　△苏格兰风笛

　　铜管乐器是指不用簧片，而以双唇振动空气发出声音的金属乐器。乐器是由吹口、音管与扬音管所构成，铜管乐器就是利用管子的长短及泛音的变化发出不同的音高，属于此类的有小号（TRUMPET）、长号（TROMBONE）、法国号（FRENCHHORN）等。

　　敲击乐器是泛指由演奏者直接敲打或摇动而发出声音的乐器总称。打击乐器可分为两类：

　　1.有固定音高打击乐器

　　如定音鼓（TIMPANI）、木琴（XYLOPHONE）等。

　　2.无固定音高打击乐器

　　大鼓（BASSDRUM）、小鼓（SNAREDRUM）、三角铁（TRIANGLE）均属于此类。

　　

　　△木琴

　　精彩版式呈现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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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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