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墓葬考古新发和藏族族源研究

　　

　　在藏学研究领域中，有关藏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在这一问题上，也一向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材料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讨，无疑使藏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不断地得到深化。近年来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一批墓葬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本文拟就此略陈浅见，求正于专家。

　　一、有关藏族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

　　关于藏族起源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归纳前人的研究论述，有一、氐羌说；二、鲜卑说；三、蒙古说；四、三苗说；五、混血说；六、猕猴和罗刹女后裔；七、印度说；八、马来半岛人说；九、伊朗人种说；十、当地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等。其中具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主要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氐羌说

　　此说主要依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如《旧唐书·吐蕃传》：“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之所出也。”《新唐书·吐蕃传》也称：“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骼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

　　（二）鲜卑说

　　此说亦主要依据汉文史料。如们《旧唐书·吐蕃传》云：“吐蕃……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卒，樊尼尚幼，弟得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龙元年，亻辱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八千里。樊语讹谓之吐蕃”。《新唐书·吐蕃传》也载：“吐蕃……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海檀。亻辱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挚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三）猕猴和罗刹女后裔说

　　或可称之为个“神猴说”，此说主要依据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而来，在藏族的史料中一般都有这种有关其民族起源的传说。如《贤者喜宴》记载：

　　《遗训》一书载，最初仅有一猴雏。《总遗教》则载述，初始有六猴雏。总之，俟后繁衍甚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谓所谓西藏之四人种：斯、穆、桐、及冬等四种血统。尚有一说，增加查、楚等，谓之六人种。

　　另如《西藏王臣记》也记载：“西藏的人种为猴与罗刹女两相交合而生出的孩子，为赤面食肉之种。”

　　（四）印度说

　　此说也主要依据一些藏文史料的记载，认为藏族的人种是来自南面的印度，故亦称为“南来说”。如《西藏王臣记》称，据《胜天赞释》的记载，西藏人是来自印度的汝巴底王率领军队进入雪山丛中而渐次繁衍起来的种族。另如《布顿佛教史》也记载西藏地区人的来历云：“是般茶王的五个王子和十二个极恶的仇军团交战的时候，汝巴底王领着他的军队约一千人，乔装为妇女，逃遁到大雪山丛中，逐渐繁衍而来的”。

　　（五）当地土著与氐羌融合说

　　此说是近年来由于西藏高原考古发现的材料日益增多。不少学者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两方面出发，对于藏族之族源提出的一种新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可以童恩正先生的观点为例。如他在《昌都卡若》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的结语部分推测：

　　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居民，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它因素综合而成的。

　　

　　客观地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藏族族源的观点，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或多或少地以汉藏史籍以及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一些材料出发而得出的，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依据。也正是在这些研究讨论的基础之上，方始得，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地有新的进展。当然，其中也有个别论点或缺乏史料依据、或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

　　对于上述观点，目前一般的藏、汉族学者都对其中的藏族起源于印度说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因这一观点中所反映出的神话传说明显经不起科学的推论。如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关于所谓（赞普）出自释迎离遮毗种族……，由神导引首先成为西藏之王，无疑他是来自光明及释迦王系；此人首先降落在拉日江脱山巅，后至拉日瑞布赞塘果西。其时，被一些有福分的藏人看见，诸目睹人中，有严谨的洛及尼雅、公正的琼及努、友善的赛及波底父民六族；尚有拉布拉塞、塞本、玛本，久拉本、香雄本、蔡米本等十二位智者”。如同有学者反驳这一观点所论的那样：“既然是族属，就应该追述最早的人类，可当这个印度释迦王系之人来到西藏时，此地已有十二位智者，而这些还只是有福分的藏人。那无福分的藏人又有多少呢？况且就是外来个人或几个人成为西藏王，这与族源又有多少关系呢？难道一、两个人就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族性吗？这显然是谬说”。

　　

　　对于藏族来源于氐羌说持赞同意见的，以汉族的史学研究工作者较为多见。但有许多藏族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其主要反对意见认为：在藏族文献中明确记载，藏族最早出现于卫藏地区，或者进一步说是出现在雅鲁藏布江河谷适合于远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地带，远在汉文史料所记载的氐羌部落西迁之前，西藏地区已有人类生存。这些学者中不少人还利用西藏高原石器的考古发现材料来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另有一部分藏族学者还支持猕猴与罗刹女相结合产生后代，从而繁衍成为后来的藏族的观点，认为其中固然有宗教神话的附会之处，但剥开这层外衣，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一种从猿猴演变发展成为人类的科学事实，其与科学的区别仅在于神话故事中未明确提到通过劳动使猿人变成了人。不过，也有一些藏族学者对这个观点持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个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与古猿之一种演化为人类的科学论断，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它必竟是与科学的论断偶然巧合。我们至多只能认为它是一原始氏族图腾的一种反映”。

　　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新的趋势，是有不少的学者一方面以西藏境内发现的考古学资料为基础，注意到其文化内涵与其它地区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注重西藏本地区传统的文化特点，对上述观点加以完善，提出藏族族源“多元说”的新的认识，并逐渐占据主地位。其中，如安应民先生认为：“藏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族源于古代的戎羌（当然还包括至今未搞清楚的一些古代民族均称为某某羌），但是，各地藏族又由于各方面历史条件的差别，在族源上也有差异，大体上今西藏藏族主要源于土著居民（其中一部是羌人，一部分还未搞清楚）和迁徙戎羌的结合。甘青川藏族主要源于戎羌，其中融合了一部三苗的成份。当然，藏族的始祖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融合了其它族类的成份，象鲜卑、小月支、吐谷浑以及蒙古等，我认为那是‘流’的问题，与藏族的主流（族源）应当无关”今格勒则提出“藏族源于三大始民族系统的融合”，认为“藏族总的来讲是一个多源的民族”。所谓三大原始民族系统，即指西藏本地的土著民族系统、北方的胡民族系统、东方的氐羌民族系统。

　　综上所述，由于藏族族源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存歧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要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赖于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是考古学材料的发现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墓葬考古材料与藏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考察

　　依靠考古学材料来深化藏族文化及其族源的研究，古代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俱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我们可以依据古代墓葬中所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古代种族人类学的研究，通过其与现代藏族体质资料的比较来讨论藏族种族起源的问题，从体质人类学上考察藏族祖先的源流关系。近年来，我国的考古人类学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下面拟在介绍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现代藏族两个基本人种类型的划分

　　对于现代藏族的体质类型，外国学者早在本世纪初曾经作过研究分析，其中比较重要的论点是将其划分为两个基本的人种类型：

　　1．“武土型”与“祭司型”

　　如W·特纳认为，现代藏族是由两个基本的人种类型互相影响和互相混杂形成的：即一种身材更高一些、长颅型，面部特征较纤细，另一称之为“武士型”；再一种身材矮一些，短颅型，比较粗壮，称为“祭司型”。

　　2．藏族B型与A型

　　英国学者G·M莫兰特在对现代藏族头骨进行测量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也认为藏族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种族类型，在地理与形态学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第一个类型莫兰特称之为藏族B型（也称为卡姆型（?），大多来自与云南和四川相毗连的西藏东部昌都地区，这些头骨一般比较粗壮，头骨测量尺寸比较大，为中长颅型，面部高而较宽，也较扁平，眼眶较高而圆，鼻突起弱，鼻形较狭，有突颌倾向。

　　

　　另一个类型称之为藏族A型，这些头骨主要来自与尼泊尔、锡金相接近的南藏地区。莫兰特认为这些头骨与其同族B型头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其头骨在主要直径（长、宽、高）上更小，颅型更短，面型明显更低而狭。

　　莫兰特的观点与特纳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后，苏联人类学家罗京斯基、列文也提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藏族的体质特征一般地比较接近华北人，但其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变体：一是长颅型，限于西藏东部卡姆地区（即昌都地区）；另一种具有南亚人种特点，主要分布在西藏南部地区，这基本上就是莫兰特的看法。

　　这种将现代藏族体质特征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变种类型的意见，为讨论现代和古代西藏居民之间的体质人类学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年，外国学者F·格伦那特曾经根据藏族的语言和种族特征推测；“如果西藏人和蒙古人具有共同族源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长期岁月中，西藏人的语言已经产生了若干变异，如同他们的体质特征显示出来的那样。很可能当他们从蒙古利亚来西藏时，发现已有另外一支民族定居于此，于是同他们杂处，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后者语言和体质方面的影响。而这一原始民族的一些后代可能至今残存四川、云南或喜玛拉雅山的山野部落中”。但是，要真正揭示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从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古代民居的种属特点上，找到它们与现代藏族体质上的共同点。这就不能不依靠考古发现的古代墓葬出土人骨材料的研究对比。

　　（二）西藏地区古人类学材料的发现

　　对经过考古发现的西藏古人类材料进行人类学测定，最初主要是一些外国学者所进行的。1950年，德国人奥夫斯来特和英国人海因利希·哈雷在拉萨以东约五英里的辛多山处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从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古人类骨骼的碎片，共分装为16包，其中包括三个人头颅。这批材料后由发掘者带回罗马，委托罗马人类学研究所的吉纳教授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头颅中的第一、二号头颅因为缺残已难下确凿的结论，但其中编号为第五号头颅的一个年约12－13岁少年的头颅保存最为完好，头骨的指数据测定为78．7，吉纳教授判定其属于藏族A型的中间型。

　　由中国学者根据西藏地区考古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古人类学的观察研究，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1958年底，拉萨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塔工地区林芝村附近发现一些古代人类的遗骸，其中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头盖骨、肢骨和中轴骨。这些人骨材料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林一璞先生进行了观察测量。据测量结果表明：从头骨的顶面观察，头形呈卵圆形，稍不对称。头长174毫米，宽140毫米，头骨的长宽指数为80．4，属于短头形。将其与上述西藏A、B两型人骨的头型进行比较，更加接近于西藏人A组的头骨类型。

　　近年来在西藏地区的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又相继出土了一批人骨材料，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过人类学测定。例如，1990年在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的人骨，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类学家进行了测定，其结果表明属于中长颅型，头骨指数接近于藏族B型（卡姆型），与现代西藏东部的居民体质特征相近。同年、在西藏西南部的昂仁县布马村吐蕃时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人骨材料，其中一具头颅出土时已被锯去头盖骨，装盛在陶罐中；另有两具可能是属于老年死者的头颅基本保存，尚未经过正式的人类学测定，据发掘时的初步观察可能也应属于短头型，相近于西藏A组头骨类型，但其准确的结论还有待于正式的人类学鉴定来加以确定。

　　

　　综上可见，西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人类材料，从体质形态特征上来看也支持将藏族划分为两个基本变种类型的观点。但这种成份的划分并不表明东部与南部的藏族之间存着绝然的界线。如同人类学者的研究所显示出的那样：“在西藏类似种族特征的地理变异方向是由东北藏向西南藏……这种变异趋势有其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上述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头颅在类型分布上的特点，大约便反映出了这种变异趋势的原始状况。

　　但是，也必须指出，目前在西藏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起步不久，所获取的材料也十分有限，上述的人类学测定结果不一定全面地反映西藏古代居民的种属特点及其地理分布的情况，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藏族与其古代先民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人种学上的联系的。只是目前仅仅依靠西藏现有的考古人类学资料，还不足以充分论证这种联系。我们还必须将目光投向与西藏紧相毗邻的中国西北部地区考古发现所提供的一系列重要的资料。

　　（三）西北地区古人类材料与藏族之族源的关系

　　根据西藏相邻的西北地区考古发掘所获的一些古人类材料，对于藏族成分中的某些因素的来源问题可以进行很有意义的讨论。

　　1928年，外国学者D·布莱克对安特生从甘肃、河南所采集的史前人类遗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两点结论；其一，是认为甘肃的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视其为“原始的中国人”；其二，他认为在甘肃史前人种中，铜、石时代的人在有些形态特征上更宽地偏离现代华北人，但在另一些暗示性特征上，“呈现出同莫兰特研究过的卡姆类型的相似”。他虽然在报告中对此未作具体的论述，但实际上已经暗示着现代藏族与古代西北地区居民之间可能存着有某种体质上的关系。

　　1942年，德国学者卡尔·海尔温·约尔特吉和安达·沃兰特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考察新疆地区时所采集的一具得自米兰古墓的人骨进行了鉴定，其结论中认为这具头骨有很长的颅型，其面部特征与莫兰特所划分的藏族卡姆型头骨有某种相似，因而判定为“具有诺的克（北欧）人种特征的藏人头骨”。

　　对于外国学者的某些结论，我国的一些人类学家仍持怀疑态度，如认为甘肃铜、石时代居民的头骨表现出有些更接近于东蒙古人种的性质，而卡姆头骨却比较接近低颅的大陆蒙古人种；而出自米兰的人骨“在总的形态特征上可能更接近以长狭颅、高狭面、鼻突起极强烈等综合特征为代表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因此，它作为在西北地区发现古西藏人头骨的证据是可疑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一批最近的古人类学材料经过研究测定后，显示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主要包括以下两批材料：

　　

　　1．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葬的人骨种系

　　1986春对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墓葬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器和小件的青铜器，还出有铁制品。据观察研究墓葬所出的陶器器形与纹样特征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故墓葬的总体年代大致上定在西周或春秋之间。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人骨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研究所韩康信等学者的鉴定，已经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这批人骨材料大体上来讲，包括有两个大的支系类型：即欧洲人种支系与蒙古人种支系，而以蒙古人种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在这批蒙古人种头骨的总的特征上，“具有长颅型，颅高趋低的正颅型，高而适度宽和中等偏平的面，矢状方向面部突度弱，齿槽突度有些突颌，中等突起的鼻兼有狭鼻倾向”。而有趣的是，这些综合特征，恰恰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因此学者们认为：“如不纯系偶然，焉不拉组与西藏卡姆组属同类性质是可信的，与现代藏族很接近的甚至还有某些更不分化性质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10－5世纪生活在西北边睡地区”。

　　新疆焉不拉克墓葬古人类学资料的测定，为藏族族源与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线索。但在这两个来源地之间，毕竟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中间又相隔着许多的自然屏障，学者们一直期待着能在更与西藏相邻近的青海高原地区来找到这种中间的环节。最近，青海卡约文化李家山墓地人骨材料的发现与人类学鉴定，使得这种关系日趋明朗化。

　　2．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的人骨种系

　　卡约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一种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地区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时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约为距今2690－3555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末至周初。李家山的这批人骨材料出自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下西河村潘家梁卡约文化墓葬中，由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墓地中出土人骨的94个个体进行了性别、年龄特点等方面的观察鉴定，并对其中可供观察和测量的2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骨进行了考察。其结果表明，李家山组人骨的十三项变量（即颅面部的主要测量特征）的聚类和主要成分析都显示出现代藏族的卡姆型（B组）有很近的形态学上的联系，而与现代藏族的A组存在着很大的形态距离。因此学者们认为：“李家山组在形态学上与现代藏族B型之间的明显接近，很可能把它们在种族类型上联系起来”。

　　上述新疆焉不拉克与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成份的研究，使得我们对于西藏东部类型的藏族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与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的相互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概括而言，至迟在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时代以前，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便已存在着与现代西藏东部居民更为接近的体质类型，西藏的古代居民与分布在这些地区以及川西高原一带的古代居民之间，应有共同的种族来源。这些人种总的来讲都具有颅型偏长、面型高而宽的基本特点。

　　联系到前述西藏高原本地所发现的古人类材料来看，情况则要显得相对复杂一些，其中在藏南、藏西南一带，当分布有一种颅型偏短、面型低而狭的人种类型；但在西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又同时能够观察到前述那种颅型偏的人种的渗入，两种类型之间在地理分布上似乎并无绝然的界线划分。这表明西藏古代居民形成过程中不同变种的相互融合现象开始得是比较早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看到，“就藏族的种族组成来讲，在类型上存在并非单一的人类学背景，或者说，藏民族的起源和形成与上述两个基本的人类学类型有密切关系”。同时，上述的人类学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藏族的这两个基本类型，都与蒙古人种有关。只是其东部类型一方面表现出与东蒙古人种的接近。同时又表现出某些与北方大陆蒙古人种的接近；而其南部类型从其与西南地区南蒙古人种四川变种比较接近这一特点推测，其最早的原始祖先可能和同地域原始人种的南方类型有更直接的关系。就此而言，藏族起源于“印度说”的论点，是缺乏可信的人类学上的证据的。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对现代藏族145人进行了活体观察测量，其研究结论与上述观点也是基本上互相支持的：

　　……对藏族头面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不仅与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北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聚类，而且与北部和西北部汉族聚类。根据上述的情况，作者认为西藏的藏族应当由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古代居民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但是，随着后来历史的发展和人群的迁移，北部地区古代蒙古人种逐渐向南部和西南部扩展，其中有一部分进入西藏，并与当代古代居民不断混合，最终形成今日的藏族。

　　总而言之，从现代藏族头面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与我国现代各民族的头面部特征基本相似，特别是与我国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很接近。毫无疑问，藏族和我国其它民族是从同一个共同祖先发展而来，在体质特征上，同属于一个黄种人的东亚类型。

　　如上所述，从墓葬考古出土的人骨材料和现代体质调查资料都表明，将藏族居民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变种类型这种藏族形成“二元论”的观点似乎具有比较令人信服的依据。尤其是通过与西藏相邻近的北部地区古代人类学的比较研究还证明，西藏东部藏族的种族类型与我国西北古代居民之间，似乎存在着更为直接的种族起源关系。联系到前面我们介绍的有关藏族族源的几种主要观点来看，这一考古人类学研究的结论，对于藏族起源与形成中有一部分种族可能来源于西北古代氐羌系的观点，明显是有益的，

　　但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藏族族源以及藏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的形成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还仅仅是利用体质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材料与现代藏族体质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而事实上，讨论藏族族源问题，其人类学上的体质特征只能是多学科领域中的一项内容。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西藏墓葬考古材料所探供的大量信息，从埋葬习俗、器物制度等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质的诸多因素入手，来进一步加以讨论，才能深化我们的认识。

　　

　　三、从墓葬考古材料看藏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渊源关系

　　按照斯大林提出的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考察藏族的族源，还必须从文化上来考察在这种“共同地域”内所表现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因素。而在这个方面，从古代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丧葬习俗，恰恰相当集中地体现出一个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灵魂观念、宗教影响等精神文明状况。同时，丧葬风俗作为一定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部分，也与一定的文化心理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墓葬考古材料犹如反映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化石”，具有其它考古材料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古代墓葬考古材料，围绕藏族起源与其文化渊源关系，对于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可以得到某些新的认识。

　　（一）关于西藏境内的古代土著居民

　　西藏高原远古时期有无土著居民？这是我们讨论藏族族源时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非是弄得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才有种种关于藏族起源“外来说”的观点产生和流行。

　　按照藏族史料的记载，西藏古代是有人类居住活动的，如前揭《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关于神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及由猴变人的传说。但由于这些史料中过多地带有着神话与宗教的色彩，往往影响了它们的可信程度。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当西藏高原的考古发现还几乎处于空白之时，也有一些学者依据古代史料推测西藏史前时期有土著居民的生存。如任乃强先生认为：“余之判断，西藏高原中，雅鲁藏布江河地带温暖宜农之地，当已有人类聚居”。黄籀生先生则依《山海经》之所载，推论“康藏民族皆为黄帝子孙之后裔”这些推断，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后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尤其是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已经有相当多数的藏、汉族学者从文献与考古材料两方面相结合，相信西藏高原早在远古时期（一般均根据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将其上限推到西藏旧石器代中晚期以后）就已经有原始居民的存在。但既便如此，也仍然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慎重的态度。如有学者认为：“主张藏族土著起源者主要依靠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推断西藏境内从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了藏族先民的活动。……但从报导的资料来看，这些石器还都是地表采集品，缺乏可靠的地层断代证据……因而，藏族先民从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早已栖居西藏高原之说尽管有其可能，但还需要寻找更为可信的考古地层资料。到目前为止，唯经过系统发掘并作有碳十四地层断代的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证明在东藏地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居栖是可信的”。至于东部藏区以外的情况，这位学者虽未加评论，但显然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应当承认，这种意见的确反映着过去西藏考古工作所存在的某些局限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近年来西藏考古工作、尤其是墓葬考古工作的一些新的发现，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局限。为藏族族源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拉萨曲贡史前遗址的发现。这处遗址是继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在西藏中部地区经系统考古发掘的遗址，不仅有着明确的地层关系，而且有年代比较可靠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昌都卡若不同之处在于从遗址中发现有一批早期的墓葬，从中出土有人骨和专为随葬而制作的随葬器物。墓葬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充分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西藏高原的中部腹心地区同样有远古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根据墓葬的发现以及一批具有很高的制作水平的器物的出土，还足以表明人们在此已有长期的定居生活的历史，他们无疑是这块土地上早期的土著居民集团之一。”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一带的山南河谷地区，近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也发现了一批分布地域广泛的早期的石棺墓。如前所述，对墓葬中出土人骨标本的经过碳十四年代鉴定，可以早到距今约2500－3000年。这个年代与卡若文化的晚期大体相当，也在曲贡遗址的年代范围之内。这至少表明生活在山南河谷地带的原始居民集团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在此定居。

　　藏东南一带的林芝地区，也是考古发现较丰的地区之一。五十年代在林芝东南的尼洋河沿岸曾经采集到出自古代墓葬中的人骨、磨光石器、残陶片等，但由于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清理，其年代问题始终未能确定。近年来，在林芝的都普又发掘出一批石棺墓葬，根据墓葬中所出的磨光石器、小口细颈陶罐等器物形制类比，与年代标志明确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相似的因素，可以将其年代也大体上比定在同一年代范围内。由此也可以初步推测，尼洋河沿岸的古代墓葬，或许也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西藏原始先民，可能也具有同东部的卡若文化居民同样悠久的定居历史。

　　如果说从地表采集的石器标本由于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还不足以提供藏族先民早已栖居于西藏高原的证据，那么，上述这批墓葬考古材料则可以比较确实的证明，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西藏高原的东部、南部及其东南部，已经有了一批早期的人类居栖。它们虽然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氏族或部族集团，但却是迄今为止有可靠证据可以证明其曾长期定居于此的西藏土著居民。他们生息于斯、安葬于斯，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室墓、石棺墓等，便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地。

　　

　　（二）西藏古代墓葬中的基本文化成分分析

　　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西藏古代墓葬中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包含着两种基本的成分：一种是西藏高原本地所特有的文化因素；另一种则可以概括为“外来”的文化因素，或者至少可以称之为与外来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因素。

　　西藏高原本地所具有的文化因素，早在史前时期的石棺葬中便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前面所论及的以拉萨河谷、山南谷地以及后藏地区为中心的卫藏腹心地区石棺墓葬中，以出土圆底陶器为其基本特征，形成有别于东部地区的器物风格。这个基本特点，在后来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明显地得到继承。进入吐蕃时期以后，在其早期阶段一度还同时并存有石棺墓、偏室洞穴墓、封土石室墓等几种不同的墓葬形制，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以封土石室墓这种新型的墓葬取代了旧有的墓葬形制而占据首要地位。

　　近年来对西藏全境所进行的考古学调查表明，封土石室墓这种墓型分布地域广泛，几乎覆盖了过去大部分其它形制的早期墓葬的流行地域，墓地密集宏大，无论是从墓葬的外部标志（多为四方形、梯形等形状）和内部结构上来看，都已经具有比较稳定的形态，代表着吐蕃时期墓葬形制的主流，体现出一种时代的风格。而从封土石室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观察，其中以圆底陶器占据主流这一点，明显地是从西藏高原早期文化传统发展而来的，体现着西藏本土的考古文化特征。

　　西藏的东部地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早期部落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器时代），看来都一直与西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像昌都小恩达遗址和贡觉香贝所出土的石棺墓葬中，都出土有一种小平底的双耳罐，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同时，可能也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西藏的西部地区目前主要是发现了一批石丘墓葬，当中有二次葬及火焚后将骨灰葬入墓中的葬俗。这种墓葬的形制特点与葬俗，都与西北地区的古代墓葬有共同之点。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既使是在本地文化特征十分浓厚的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墓葬（包括拉萨、山南河谷）中，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吐蕃时代，我们也同样可以观察到两种基本的文化因素的存在：即一方面是以圆底素面陶器为特点的西藏本土文化因素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一方面却又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与外部某些文化因素的联系存在。那么，究竟有哪些文化因素有可能与外部文化的联系、或者是与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有关呢？这里，笔者根据近年来考古出土的西藏古代墓葬，初步归纳出以下这样一些考古文化现象来加以分析：

　　1．长条形磨光石器

　　在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的石棺墓中，都出土有这种长条形的磨光石器，其特点是石器通体都加以精细的磨制，其长宽之比超过2：1，横断面略呈梯形。器形有斧、锛、凿等。这种器形特点，既见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的同类器形，也见于川西服江上游的理县、汶川等地原始文化中，表明其来源可能是受到这些地区考古文化的影响。

　　2．双耳陶罐

　　在相当于卡若文化时期的昌都小恩达遗址所出土的石棺墓中，有一种耳部刻画有斜十字交叉纹的小平底双耳罐，这种双耳罐的形制，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十分接近；另在昌都贡觉香贝石棺墓中，出土有双大耳罐，双大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这种器形的来源，一般认为其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中的双耳罐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其来源也可能与云南西部洱海地区青铜文化中的双大耳罐关系更为密切，有着更为直接的传承发展关系。

　　与上述的长条形磨光石器一样，昌都地处南北流向的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江水北连青海、中经四川、南抵云南，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都是可能的。

　　3．原始火葬习俗

　　这里所讲的“原始火葬”，主要是以别于后来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兴起的火葬风俗。西藏高原最初的葬俗中，很可能有原始的火葬习俗的存在。西藏远古丧葬传说中的“天绳神话”，按照笔者的理解，可能便与这种早期的火葬习俗有一定的关系。如藏文史料《王统世系明鉴》载：“诸王各于其子因谙骑乘时，父王即向高空逝去，有如虹光散失，无存尸骸也”。《雅隆尊者教法史》亦云。“七王陵墓建于天上，神体无尸，似虹而散”。这里的“如虹光散失”。“无存尸骸”等语，笔者认为不排除是对早期焚尸火化、不保留尸体的原始葬法的一种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从墓葬出土情况来看，在西藏西部地区的石丘墓中。已经存在有火化后再将骨灰葬入墓中的迹象。而根据文献史料的记载，这种原始的火葬习俗最早是流行于西北氐羌系的原始民族中，秦汉以后，也是以西北地区为中心扩散影响到中国北方和西南地区各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火葬遗存，同样也是在黄河上游的甘肃临洮寺洼文化中。因而，西藏早期的火葬习俗，或有可能也与西北地区的远古丧葬习俗有一定的联系。

　　4、二次葬、乱骨葬、下肢弯曲很甚的屈肢葬俗

　　二次葬、乱骨葬以及一种下肢弯曲很甚的屈肢葬，是西藏高原古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几种葬式。其中下肢弯曲很甚的屈肢葬主要流行于西藏早期墓葬中；而二次葬、乱骨葬则一直延续到吐蕃时期。俞伟超先生曾经论述，这几种葬式，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在甘肃洮河流域的辛店文化及青海湟水流域的唐汪、辛店文化中是相当流行的，他并由此推测这几种葬俗“本来都是起源于甘青地区原始文化的一种葬俗”，而且可能都与古代的羌人有关。从墓葬的考古学年代上来看，西藏高原的几种葬俗晚于甘青地区，有可能是受其影响后产生的。

　　5、殉牲习俗

　　西藏高原史前时代和吐蕃时期的墓葬考古发现表明，当时曾经流行以动物殉祭于墓的风俗。而主要的动物种类，首推马、牛、羊三种。这三种动物从地理分布上来看，除西藏高原外主要流行于北方甘青地区、内蒙、新疆等地，活动在这些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同样也存在着以这三种动物为主殉葬的传统习俗。如甘青地区的卡约、寺洼和安国式类型等三种以双耳陶罐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中，墓葬中一般都随葬有马、牛、羊、狗等动物，有学者认为这三种考古文化都是古羌人文化的不同分支。此外，北方胡系民族如匈奴、鲜卑等，在考古发现的其墓葬中往往也流行以这些动物殉葬。因而，西藏早期的动物殉葬习俗，与北方各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6、蚀花料珠

　　所谓“蚀花料珠”，是指采用一种特殊的工艺制成的上有花纹的料珠。西藏高原是这种饰珠出土相当密集的一个地区。在西藏早期出土的墓葬中，曾经大量发现这种器物，藏族群众把它称之为“喜”（gzi），既有椭圆形，也有圆珠形，上面蚀出黑、白、棕色的条纹或者虎皮斑纹。近年来，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隆子县及林芝地区出土的石棺葬中，也发掘出了这种带黑色条纹的蚀花料珠。

　　蚀花料珠这种器物据英国学者盖克的研究，其早期（公元前2000年）主要是分布在伊拉克、印度河文化遗存，西可至埃及的阿拜多斯（Abydos），北可达伊朗西部的泰培·希萨（Tepe·Hissar）；中期（公元前300—200年）的地理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其西边是罗马时代的埃及，南达印度南部，东北达我国的新疆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新疆发现的蚀花料珠均属于这个时期的遗物。

　　西藏当地传说都认为这种珠子来自伊朗，不是本地制造的，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如果推测不误，西藏高原的蚀花为料珠很可能是来自西北地区或者中亚一带。

　　

　　7．带柄铜镜

　　1990年，在拉萨曲贡村石室墓第203号墓的北端中部，出土了一枚带柄青铜镜。这柄青铜镜镜面为圆板形，镜北阴线刻画的图案，镜的下端带有一铁柄。这种带柄青铜镜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据笔者的研究，其形制特征与意匠均系外来。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我国境内出土这类带柄铜境最多的地区是在新疆，而且年代都比较早。所以，笔者推断西藏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的带柄青铜镜，有很大的可能是与新疆（伊朗）为中介，传入到西藏高原的。

　　8．圆底带流陶罐

　　在西藏高原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常见出土一种圆底带流陶罐，其一侧带有流，流口向上倾斜翘起。这种形制的带流罐在新疆古代墓葬中较多见，如在轮台群巴克墓地。察吾乎沟口第一、二号墓地净、帕米尔高原香宝宝墓地中都有所发现，两者在形制上十分相近。在西藏早期的墓葬中，虽然也有圆底器，但并不见这种器形，而新疆地区出土这种形制的带流罐的墓葬年代都比较早，因此西藏高原这种器形的祖形，是否有可能是受到新疆地区某些考古文化的影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除开以上所论的这些因素，再从墓葬形制结构上来考察，也可以发现从史前时代一直到吐蕃时期，西藏的古墓葬与西北地区的古墓葬也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例如：

　　西藏高原的石丘墓，与新疆近年来考古调查发掘的一批古墓葬形制上有不少相似的因素。如上述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二号、三号墓地、帕米尔高原香宝宝墓地等，其地表皆有石堆、石围或石环状的石丘封土。从墓室结构上来看，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二号墓地石丘之下即为竖穴石室，即在沙砾层中挖坑后再用卵石贴坑壁砌成长圆形或长方形的石室，墓地为原生沙砾层面，这种结构与拉萨曲贡村石室墓十分接近。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新疆乌鲁木齐市附近的乌拉伯石丘墓葬，其地表也是用石块或石片堆成石丘，墓室结构分为石棺和砾石土坑室两类，石棺室采用较大的石板数块竖植于土坑四壁，底不铺石，以原生砾石层为底，土坑室中有的嵌砌有石块。

　　西藏高原所发现的偏空洞穴墓，也与新疆的同类墓葬相似。如察署乎沟口三号墓地的第二类墓葬，地表标志均为较矮的圆丘形石堆，在坚穴的横侧掏一洞室。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中的竖穴土坑墓，也是在竖穴的一侧向内挖洞形成墓室，顶呈弧形。与拉萨澎波农场偏室洞穴墓十分近似。

　　作为西藏高原吐蕃时期墓葬主流的封土石室墓，其墓葬外观形制在新疆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因素。如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古墓葬，地表皆有封土堆，可分为大、中、小型，封土堆内皆夹有石板或卵石，有的还在地表上嵌出圆形的石圈，有似茔圈。封土堆内的石棺用天然石板层层垒砌而成，墓室底部不铺石板，石棺有单室、双室及三室并列三种，与西藏吐蕃墓葬（如原朗县列山墓地所发掘出土的石墓）在形制结构上十分接近。再如黄文迅先生早年在新疆伊黎昭苏察布查尔草原调查发现的“土冢”，据描述其形制“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表铺卵石俱作梯形，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这些“土冢”顶部平坦，有的遗有建筑痕迹，冢外或围有方沟、圆沟或有双线的立石群环绕国。这种墓葬虽然未经发掘，但从外观形制上来看，与西藏高原的封土墓是非常相似的。此外北疆地区的“石人石棺葬”。例如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在地面上常用石块围成一定范围的“坟院”，墓葬形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这与西藏的封土石室墓也有相似之处。

　　

　　上述这些古代墓葬考古资料，对于我们综合分析讨论藏族的族源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墓葬文化所反映出来诸多因素，既可以说是多元的，也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的成分：即产生于西藏高原史前时期的、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本土文化因素，以及某些与外部文化关系紧密的文化因素。而这些“外部”的文化因素，又似乎多来自与西藏相邻的西北地区。之所以又说它是“多元”的，则是因为其中我们既可以找到早期来自西北黄河上游地区的、可能与古代氐羌系统居民有关的某些文化因素；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与西北新疆地区其它古代居民有关的某些文化因素，而这些文化因素所体现出来的古代民族属性则可能是十分复杂的，当中也许既包含有古代的“羌”系，也可能包含有古代的“胡”系，甚至不排除还有来自更远的一些古代民族的文化因素的成分在内，这些都是今后需要通过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讲，西藏从远古时期开始，与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尤其是对于西藏的东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这个结论，与上面我们所谈及的近年来考古人类学的一些新的结论，是非常一致的。

　　四、几点主要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西藏古代的墓葬考古材料中，无论是从人骨的体质特征上还是从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上，都为探讨藏族族源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比较科学可信的依据，也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现有各种观点的论争，从一个新的角度给予了佐证。小结我们的认识，主要以有以下几点：

　　1、西藏高原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人类的生存活动，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就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至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当时西藏高原的东部、南部以及东南部都有不同的居民集团在这里生活、繁衍，他们应当是西藏最早的居民，而且有着长期的定居生活的历史，有了意在表达死者对这块土地的依恋之情和生者为了对自己祖先长久的纪念而建立的墓葬．这是人们开发和定居于这个地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这个历史远比汉文史料中认为吐蕃“本西羌之地”，是汉以后才有迁去的氐羌的居民构成其最早的人类群体要早得多。

　　2．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和考古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都反映出西藏的种族和文化均不是单一的，是由许多不同的部族或民族集团长期融合而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分，是在藏东和藏南这两大区域内，既有不同的人类学的变种类型存在，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反映着有所区别的物质面貌。其中，藏东所受到的来自西北地区黄河上游一带的影响十分明显，可能从史前时代至早期金属器时代开始，便已经与甘青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人种和文化上都有了共同的渊源关系。由于黄河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古代氐羌系统的原始部族生存活动，所以可以考虑在藏族的起源与形成中，有一部分种族可能来源于西北古代氐羌系统。而藏南沿雅鲁藏布江一带的河谷地区，这种影响却并不十分明显。新近发现的早期石棺墓的材料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制造并使用着一种形制很特殊的圜底陶器，这种陶器风格后来对吐蕃时期墓葬的器物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藏南一带的古人类与古文化，与藏东有着不同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后来藏族与藏族文化的核心与主体成分。藏文史料中有不少都记载了藏族最初的核心是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悉补野部”，可以得到考古学材料的映证。所以，那种完全将藏族与氐羌系相等同起来的观点，现在看来是缺乏考古学证据的。

　　3．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藏族的形成，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藏族其形成的过程中，看来一直不断地与我国西北地区发生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断地吸收着来自西北和北方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这在考古学材料上是有所反映的。这种文化联系的背后，或许也包含着民族的同化过程在内。根据汉藏史料的记载，从雅隆悉补野部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诸部、建立吐蕃王朝之后，吐蕃还在不停地向西、向北用兵，先后灭掉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部和西面的象雄部，不仅征服了整个青藏高原众多的部落和部族，同时还向中亚地区扩展其势力范围圈。反映在墓葬考古材料中的诸多与西北地区相关的文化因素，或有可能就是伴随着吐蕃对这些地区的融合与同化而来，这个过程，从考古现象上来分析大约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建立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里，我们附带也讨论一个问题。过去，在关于藏民族最后形成的时间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部分同志认为是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主朝以后，再经过约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八世纪中叶的赤松德赞时期，藏民族已经完全形成；而也有同志认为藏民族的最终形成，是在吐蕃王朝灭亡以后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以前这一历史时期。

　　如果结合考古材料作一个极为初步的分析，如上所述，吐蕃早期在墓葬形制上还并无统一的制度，各种墓葬形制仍然都在流行，还多少保留着不同的文化面貌，反映出当时已经归属于吐蕃王朝的各部在文化上还没有完全相互融合成一体，尚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期。但等到以封土石室墓为特征的主流型墓葬出现以后，西藏高原各地的古墓葬已明显地开始出现了比较一致的文化面貌，并且伴随着这种“四方形墓”的占据主要地位，形成了一套包括墓地营建、器物随葬、动物殉祭等内容在内的墓葬制度。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常常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吐蕃王朝建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藏族应当已经形成并有了比较一致的丧葬风俗。所以，就目前的墓葬考古材料而言，在藏族的最后形成这一问题上，笔者是倾向于上述第一种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