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玛尼：我从未受限于诸多对于女性角色的谵言

　　瘦瘦高高的蕾拉?斯利玛尼长着一张精致小巧的明星脸，她也的确尝试过做女演员，随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演戏的天赋，转而从事写作。蕾拉的写作才华很快得到了认可——仅出版两部小说就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作为法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之一，龚古尔奖已经有113年的历史了，蕾拉?斯利马尼是第12位获此奖项的女作家。

　　被马克龙任命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总统特别代表的蕾拉近日来到南京，就她在中国最新引进出版的两部作品《温柔之歌》和《食人魔花园》与读者交流。蕾拉?斯利玛尼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不过她认为女性身份对她的写作风格并无影响，因为她“从未受限于诸多对于女性角色的谵言”。

　　文 | 陈曦 图 | 顾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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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蕾拉?斯利马尼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父亲是摩洛哥人，而母亲兼有法国阿尔萨斯和北非阿尔及利亚血统。

　　

　　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双重国籍，但蕾拉从出生到高中一直待在摩洛哥。父亲是赫赫有名的银行家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 ，母亲是摩洛哥第一批女医生之一，蕾拉还有两个姐妹。蕾拉一直用法语和双亲交流，阿拉伯语反倒说得并不太好。她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总是对我和我的姐妹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

　　虽然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蕾拉还是更向往巴黎的自由空气。19岁那年她来到法国，“我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情侣接吻，久久缠绵，我看到美丽的女人们可以晚上独自出门，我告诉自己：他们真是太酷了，我也要这样！”

　　她先在巴黎政治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尝试着做女演员，随后又去法国商校求学，攻读传媒专业，在那里蕾拉获得了在报社实习的机会，由此成为一名职业记者，后来就职于《青年非洲》杂志，专门为北非问题撰稿，从2008年一直工作到2012年才离职，现在专职写作，也为报刊杂志撰写一些稿件。她发现记者这个行业既艰苦又耗时：“我总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这是一份让你不能够好好老去的工作。”

　　蕾拉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辞职在家写作的她承受过一些冷嘲热讽：“他们会说：她老公很会赚钱，足够养家，她辞职说是要当作家，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掩盖自己被老公养的事实罢了。”

　　但最后，蕾拉还是成功了。她的第二部小说《温柔之歌》在2016年8月刚刚问世，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并在同年11月拿下了龚古尔奖。

　　

　　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蕾拉的人生是值得羡慕的：父母开明，原生家庭条件优渥，婚姻生活完满幸福，写作才华有如天赋……蕾拉没有否认这些，也许正因为“衣食无忧”，蕾拉才能够将注意力放在探索女性的精神世界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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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拉是第一个在怀孕期间获得龚古尔奖的女性。“我证明了女性可以从事文学写作这一事实。一个男人要当作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个女人因为要当作家或者忙于其他什么事而找人帮忙照顾孩子，她就是自私的。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摆脱这种罪恶感。别人总对我说：‘你在家里写作，正好可以照顾你儿子啊！’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写作才不能照顾孩子。”

　　

　　蕾拉坦承，她不太欣赏家庭主妇的角色，会不自觉地想起《绝望主妇》，想起漫漫人生路中的绝望。她没法评价，但肯定无法忍受。她不喜欢在广场上散步：脏兮兮的沙池，孩子们因为不想回家而在地上打滚，他们开始尖叫，大人也开始尖叫，这让她觉得很糟糕。儿子六个月时，蕾拉找了保姆。

　　《温柔之歌》写的正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保姆之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米利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因不堪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婴儿已经死了”，被负责照看他们的路易丝杀害了，这个从结局开始起笔的小说就是在回放酿成惨剧的一幕幕。

　　

　　《温柔之歌》，蕾拉·斯利玛尼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灵感来源于发生在纽约的真实事件，更有蕾拉个人生活的影子。“那时候我大概才七八岁，但是我对于保姆们在家庭中的奇怪‘位置’已经很敏感了。她们都是女性，孩子们爱她们，像是妈妈，也像是陌生人。我总是会因为她们艰难的处境而感到难过，有的时候她们甚至会经历一些屈辱。”

　　孩子的母亲和保姆代表了两个社会阶层，孩子的母亲信任保姆却不了解她，保姆嫉妒女主人，表面上却十分恭顺。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下，他们之间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关于控制权的争夺，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张力十足的设置。蕾拉的笔触冷峻而犀利，直言不讳又细致入微。作家没有把杀了人的保姆写成一个怪物，《温柔之歌》呈现的是一个饱含辛酸和苦涩意味的关于爱恨和阶级的故事。

　　蕾拉说，在欧洲、在法国，保姆通常是一些贫寒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移民，通常来自非洲或菲律宾，也有一些俄罗斯人，极少会是法国人、白人。当现场有读者用法语提问，这个小说会不会在法国引起雇佣保姆家庭的恐慌，或者引起保姆群体的不满，甚至加剧双方的对立情绪时，蕾拉说：“恰恰相反，我的这本书，让很多人开始关注保姆这个行业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有很多母亲买我这本书送给保姆，这让彼此之间增多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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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中国，蕾拉随身带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因为她将要为它撰写新的序言，所以她又重读了这本她已经读了许多遍的著作，“它对于我而言就像《圣经》”。

　　对于当代女性困境、迷惘与欲望的探究，是蕾拉写作的方向。她亮相文坛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非常大胆地选择了“女性性瘾者”这个题材。

　　

　　《食人魔花园》蕾拉·斯利玛尼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故事的主人公阿黛尔，一位“当代包法利夫人”，她在巴黎生活优越，有丈夫，有孩子，有社会地位，但每当夜晚降临，她会瞒着丈夫游走于一个个偶然邂逅的男人身边，在欲望的重复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小说继承了法国作家杜拉斯自传和杜撰融为一体的写作风格，虚虚实实、亦真亦假，让读者不禁怀疑是否蕾拉本人就是这样的双面娇娃。

　　蕾拉是这样诠释这部作品的：“所有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获得了，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所以即使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也会有内心的另外一面，他可能失去了希望和存在感，生活空间被压缩了，他很想去逃离，他想感受爱，感受自己的存在。而且包法利夫人她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大量的阅读使得她有很多的想法，奇思异想，这些都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这也是文学中间永恒的话题——我们的梦想总在别处。”

　　也有人说，蕾拉的作品写到了阶级、婚姻、职业、性等等，但唯独没有了爱的位置。“爱，可能需要时间、需要沉默、或者说需要我们放弃一些自我，才能去感受到爱和拥有爱。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追逐欲望，我们忘记了去静下来、慢下来，给爱一个位置和空间。”

　　蕾拉是一个聪明的写作者，她给爱的位置就是爱的缺失。

　　对话

　　那些关于“女性”的定义都是男性的创造

　　

　　读品：你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

　　蕾拉：作家的话，我很欣赏契科夫。《安娜?卡列尼娜》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本书，我也很喜欢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点》，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可以说所有的书我都喜欢。

　　读品：作为女性作家，女性这个角色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蕾拉：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在我眼里，文学只有好坏之分。性别之差并不影响作品风格。但作为一名女性、特别是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想讲述女性的内心生活，讲述女性或是因为害怕，或是因为羞耻而常常不敢于叙述的事情及禁忌。我以女性的身份见证了这一切并愿意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女性这一角色并未影响我的写作风格。

　　读品：你如何看待现代女性在社会中遇到的一些困境？

　　蕾拉：我可以说并没有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我认为我是一名完全自由的女性，我从未受限于诸多对于女性角色的谵言，因此我感到十分自由，我也希望其他女性也能同样自由。我想表达的是，所有那些关于“女性”的定义，例如我们必须做一个好母亲，做温柔、顺从的女性，都是男性用于让女性服从的创造，并不总是真实的。

　　读品：龚古尔奖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作为一名80后作家获奖，是否预示着这一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奖项有一种新的指向、一种新的创作潮流？

　　蕾拉：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种趋势，但确实，我们现在经常会发掘并阅读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实文学上没有特定的区分，人们什么都会涉猎，人们会阅读经典的大家之作，与此同时，文学也被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引入新的声音。因此应当说还是十分均衡的。

　　读品：你做过记者，您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对你有什么影响？

　　蕾拉：因为我从事记者时间挺长，我很喜欢这一职业。它必然也影响了我，但我从前也会写作，我早就想成为一位作家。但我也说不清记者对我的影响何在，或许是对他人的好奇吧。

　　读品：请谈谈你在中国参加文学活动的感受？

　　蕾拉：我能感受到大家对于有关“女性”、“母亲”的话题十分感兴趣。我去其他国家时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国读者懂得我在作品中所想表达的那种忧郁，他们不会批判我笔下的人物。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人们会批判我笔下的人物太过冷血。我认为中国读者理解了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表达的东西，他们对女性主义也很感兴趣，这令我感到十分振奋。

　　蕾拉?斯利玛尼

　　法国作家，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2017年11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他的特别代表，担任全球法语推广大使。

　　

　　蕾拉于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7岁时到巴黎求学，毕业后在《青年非洲》做记者。 2014年出版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出版《温柔之歌》，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被《纽约客》评为“一部征服了法国的小说”。

　　

　　

　　原载于《现代快报》2018年3月18日B01、B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