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草原，我的军旅梦】

　　崔国玺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

　　2019年8月1日，人民军队迎来92岁的生日，再一次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并且刻骨铭心那绿色军营难忘的岁月，永远铭记着那个洒下过青春汗水泪水的大草原，更永远铭记那曾经火红的年代。

　　

　　从雪原到草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严冬，我和一群来自祖国北疆雪原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北安县（现为市）、德都县（现为五大连池市）的数百名新兵，穿着厚厚棉衣、棉裤、戴着皮帽，穿着大头鞋，身上裹着皮大衣，坐上专列，随着列车的一声长笛，这趟专列从我国最北端的火车站北安向目的地内蒙古赤峰站进发了。

　　

　　北国的冬天，天寒地冰，白雪皑皑，列车厚厚的窗花遮住了车窗外面的银白世界。每节车厢车门口，都拥挤着洒满热泪，并且挥手向站台上送行的亲人告别的新兵们。

　　随着列车铿锵铿锵很有节奏的车轮声，始发站渐行渐远，亲人的影子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

　　

　　

　　

　　这时，列车广播里正一遍又一遍播放女歌唱家演唱的《泉水叮咚响》的歌曲：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跳下了山岗

　　走过了草地

　　来到我身旁

　　泉水呀泉水

　　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

　　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请你带上我的一颗心

　　绕过高山一起到海洋

　　泉水呀泉水你可记得他

　　在你身旁是我送他参军去海疆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跳下了山岗

　　走过了草地

　　来到我身旁

　　泉水呀泉水

　　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

　　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请你告诉我的心上人

　　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家乡

　　只要听到这泉水叮咚响

　　这就是我在他身边轻声歌唱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流向远方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流向远方

　　流向远方

　　女歌唱家那圆润甘甜，亲切感人的歌声和那优美的歌词，简直把我的心都唱碎了，热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往下流。我急忙低下头，擦拭一下泪水，生怕被其他新战友发现。

　　当时，我国大部分农村还比较贫穷落后，而我的家乡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由于土地广袤肥沃，主要生产的粮食是小麦、大豆、谷子、玉米，地多产量自然多，部分家庭还算丰衣足食。

　　我记事时，家里就用上了电灯。但供电不好，隔三差五就停电，家家户户不得不准备了煤油灯和用棉花拧成灯芯的豆油灯。

　　我们红升大队（现在为村）五个生产队(自然屯)，年终分红标准有好有坏。社员每挣10个工分，可分红1.9—3元，一个好劳动力一年能分红700——1000多元之间。如果家里人口多，孩子小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有时还要欠生产队的饥荒。当时，只有我们生产大队的第二生产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追悼大会的实况，我们生产队的乡亲走了七八里路去其他生产队看现场直播。听回来的乡亲们讲，看电视的人太多，人挤人，只能看到别人的后脑瓜。就是跷起脚，伸长脖子看到电视里的人影一晃一晃的，像雪花一样，实在看不清楚。那天线架起了几房子高，才收到大庆电视台的转播。

　　而在当时，我所在的村里唯一的电器是一个广播喇叭，家里生活富裕一点的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我家当时有一辆破旧的二手永久牌自行车，还一台东方红牌小半导体收音机，只是平时在收音机里听听广播剧、评书，根本不知道这趟专车播放的歌曲是那位歌唱家唱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于淑珍老师唱的。

　　这趟专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终于在第三天的早晨6时左右驶进了内蒙古赤峰火车站。

　　我们这数百名新兵，从赤峰火车站下车后，聚集在一片宽阔的赤峰市部队的中转站院内，简单吃了一点面包和咸菜，喝了一点开水，上午8点左右，便分别乘坐用苫布盖着的十几台大解放出发了。

　　我只是从解放车的后面卷起的灰尘，看到这座城市和乡镇被甩在后面，隐隐约约地看到周围都是光秃光秃的山坡和怪石，有时很长时间看不到村庄、人群，到处都很荒瘠，没有一点绿色。

　　接兵的干部告诉我们这帮新兵蛋子，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内蒙古林西县，离赤峰市几百里路，路还远着哪！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驶，大约是下午4点左右，几辆解放车在一个看似有点好像村庄的地方停下来，所有的新兵都从车上跳下来，只见一个四个兜的干部和几个老兵，从这些新兵中向拨了白菜一样，留下了十几人，其他继续往坐车前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庄就是守备四师十团的团部——林西县官地乡，一个极有寓意的地名，也许就是这个地名，和平年代从这里走出了3位共和国的将军。

　　在赤峰，我们就与原在家乡接兵干部已经分开，只知道他是炮团的一名副连长。加之我们一个公社（现为乡）几个老乡又一次分开，心里非常不好受和紧张。

　　大解放行驶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们几十个新兵被拉到了一座光秃秃大山下的一座军营。这就是天朝山脚下内蒙古林西县新林镇九连庄的守备四师十团一营。

　　这里没有繁华的市井，更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幢幢自建的红砖营房四周，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二顿粗粮，高粱米、小米，只有一顿是细粮，大米、白面，烧的是“地火龙”。

　　天朝山下军营

　　当时作为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那时我们无不崇拜岳飞、苏轼、辛弃疾这些军人兼诗人，也喜欢他们的诗词。尤其是描写当地美妙的诗句，“巍巍天朝山，滔滔查干木伦河……”让我每每回忆起来，就会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其实天朝山也不巍巍，查干木伦河也不滔滔。天朝山海拔才一千多米，查干木伦河只是防线东面的一条小河。

　　天朝山倒是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它是制高点，扼着唯一可以通过坦克、炮车的查干木伦河河谷。据说，当年苏联红军就是从这个口子进入中国，援助中国消灭了日本鬼子。

　　天朝山下只驻守着一营的四个连队，一、二、三连和炮兵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公社（现为乡）三个老乡都被分到一营。我被分到炮兵连，其他两个老乡被分到其他连队。当时，营里没有组成新兵连，所有的新兵都是由所在的连队抽出班长骨干训练。

　　后来，我才知道，林西，地处内蒙古昭乌达盟最北边，在克什克腾旗和巴林右旗之间。林西县境内多山，属大兴安岭系。正因为如此，有了它军事上的意义。

　　1969年，中苏边境陡然紧张，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八岔岛、新疆的铁列克提先后发生了军事冲突。8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做好打仗的准备。10月17日，林彪发布有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的军事部署已经悄悄地做了调整。调整之一是十佘万人的军队开进了大兴安岭外侧布防。上去的部队，一部分是各省独立师，一部分则是改编、新建的番号。其中守备四师在林西组建。

　　而我服役的守备四师前身是个工兵团，从越南转战回来，在南方休整了几年，1969年开赴林西修工事，工程结束后留下半个部队，组建了守备四师的基本建制。当时是辽宁省军区独立师。我入伍一个多月以后，守备四师规属赤峰守备区直接领导和指挥。

　　这里设防地区不仅地形复杂，气候也是多变。春天风多，常起沙尘暴，搅得天昏地暗，搞得屋里屋外到处都是沙尘。当地人讲，一天要吃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部队进行营建、施工和训练，居住条件又比较差，干部战士的脸上头上到处都是细面沙，嘴里总有嚼沙的感觉。室内窗台上、地上、床上到处是薄薄的一层面沙。进入冬季，风雪呼啸，天寒地冻，有时气温降至零下四十多度。“白毛风”刮起，迎风站不住，背风停不住，严寒刺骨。

　　我当新兵夜间在室外执勤，都是皮大衣、皮帽子、皮大头鞋、皮手套，能御寒的都披挂上，还得不停运动、不断检查。稍不注意，就会冻白面颊，冻硬耳朵、鼻子，冻僵手脚。各种冻疮防不胜防。

　　自然条件恶劣到不算什么，而我们所在的守备部队粮食供应大部为粗粮，当地蒙族牧民又不种菜。部队主副食供应都是最低档次，生活十分艰难。

　　我所在的守备十团一营距离团部四十里，每天伙食费仅有6角9分，战士的津贴费每月7元钱，3个月以后，才涨到9元钱，每天两顿粗粮（高梁米、小米）、一顿细粮（大米、白面），所吃的是自己生产的土豆、白菜、咸菜，有时不够就吃压缩的脱水菜，半个多月也难见到猪肉、鸡蛋。

　　那期间，我这个一米六七个头的小伙子，体重刚刚一百斤，每顿吃馒头也得四五个，吃米饭两大碗，七八两，而吃小米、高粱米一小碗就咽不下了。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我和不少战友都不同程度患上了慢性胃病。

　　在新兵连印象最深的就是吃不饱，每天经常半夜饿醒，只好趴在床上不敢吭声。记得一次训练，全连20多个新兵，中午一连气吃了三顿饭，把个炊事班长气的直摔盆。

　　在新兵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写家书、看家书。难怪诗人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林西县不通火车，我们这个营离林西县城80多里，所有的报刊、信件都是通过从几百里外的内蒙古赤峰市用长途汽车送到林西县，然后再由林西县邮局送上通往新林镇的每天一趟的公交汽车。营部派通信员在军营附近的一座小桥上等公共汽车来，并把所有报纸和信件取回到营部，再把干部战士写的信交给公交车司机由他送到林西县邮电局。

　　就这样一前后几经折腾，报纸上的新闻大多成了旧闻。一封从内地邮寄的普通信件，也要一周左右才能到战士手里，想与家人通电话，比登天还难。就是真的打通了，话费贵不说，就是扯开嗓门喊，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家里有什么大事发生，都得拍电报，而电报也要通过市县镇电话传达内容。

　　每天一大早，尤其是周日，军营附近的小桥上显得格外热闹。许多新兵都会不自主地来到桥上等待家里的来信。一旦林西县邮政局的信件未送到公交汽车站，这一天，每个新兵就像掉了魂，无精打采。而收到信后，就如同亲人在身旁一样，手舞足蹈。特别是新兵刚入伍时，大家都很臭美，又没有带上三块红，有时借老兵的军装照一张像片寄回家中。

　　每到周末晚上，新兵班长让一个班十几个战士一起趴在床沿写信，为此，还闹出了笑话。我们班小王写好的信，被小李装进了自己的信封，小王也装了小李写的信，后来邮到各自家里，父母和家人都感到莫明其妙，最后还是把原信邮了回来。

　　营里为了让新兵们在春节前洗上热水澡，把曾废弃的浴池进行了维修一下。当我们脱得一丝不挂，往那水池里一跳，我的妈呀，大家惊叫一声，都串到浴池外，原来放出的水和外面的冷水一样凉。从此，洗澡宣布失败。我在一营服役近两年时间，从来没洗过热水澡。

　　夏天，我们学着老兵的样子，打来一盆冷水，用一条毛巾搓身子，但我们每天还是能正常用冷水刷牙和洗脚。

　　那时，连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广播，每个排才有1份《前进报》和《解放军报》，一本《解放军文艺》，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由于营里没有俱乐部，只好在露天放映。不刮风下雨时，团电影组的战士，就把电影布用铁架子和绳子四面固定好，如果赶上风沙实在太大或下雨，就把放映机架在操场，往水塔的砖墙上放映。全营官兵都坐着马扎登，新兵没有马扎登，就把皮大衣折叠起来打个背包坐在上面。

　　看电影，就像是过年，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营里通知各连，晚上有电影，大家等啊、盼啊，恨不得用根长竹杆把太阳桶下来。但大家这时做起事来非常认真，从不出差错，都怕破坏这个喜悦的气氛。一旦听到，团里电影组放映机坏了，或影片未到，大家心情一落千丈，心里巴凉巴凉的，干啥都打不起精神。

　　冬天，一般一个月才放映一场电影，夏天影片多时，半个月能看到一场电影。晚上看电影，全营集合在一起，口号喊的阵天响，有的战士为此还喊坏了嗓子。在这种场合下，每个连都不甘示弱，拉歌是必备的科目，谁也不服谁。一旦下雨，官兵还是冒雨在露天电影院坚持把影片看完，如果雨下得实在太大，营首长怕官兵被淋后生病只好忍痛割爱，决定不再放映，也曾给官兵留下了遗憾。因为，每部影片都有计划轮流放映，如果今天没放映，以后也不会轮到。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每部放映过的影片。后来，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从炮兵连被分到营部通信排两瓦班，我看到了老班长张仁一个日记本上，记下了他当兵四年所看过的几十部电影。现在想一想，老班长所记住的这几十部电影里面应该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啊！

　　在那条件恶劣的特殊环境里，锻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我们更表现出超常的豁达和乐观，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建功立业。

　　雷锋心中偶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尤其是我们这些血气方刚，心中揣着梦想的十七八岁的年轻军人，积极向上，非常乐观，都想成为雷锋那样的战士。

　　连队的扫帚，你早上和晚上稍微一迟疑，就被其他新战友抢走，院子里、厕所里、炊事班、猪圈旁到处都是新战士的身影。

　　无论是在新兵连，还是后来分到营部，我一直都想成为雷锋式战士，这种情愫未有改变。到了营部，我除完成背记密语正常的军事训练外，一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到炊事班帮厨，到驭手班帮助喂过马。当我看到炊事班把烧过的煤倒在垃圾堆里，挑选未燃烧过的煤渣，引起了从城镇入伍战友的讥笑。

　　记得我当兵第三个月的一天，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1981年1月24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发生6.9级地震，一般藏式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质量均比较差，损坏比较严重。地震引起地裂缝、鼓包、滑坡、崩塌以及喷砂冒水。各类房屋共倒塌2992幢，死亡123人，伤489人，损失牲畜1620头，粮食57.73万公斤，损坏农业机具365台，损失总计达3200多万元。距震中280公里的成都市有震感。

　　当时，我没有想得太多，觉得自己应该像雷锋那样帮助受灾的群众，所以我悄悄地给四川省道孚县民政局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是一名刚入伍3个月的新战士，从报纸上看到道孚县发生地震，人民群众生命受到危险和地方经济受到损失,想尽微薄之力，帮助灾区重建，并把3个月的津贴费21元随信邮去。

　　大约2月下旬的一天，一营营部通信排长于杰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把21元钱交到我的手里说，小崔，这是你给灾区汇的21元钱，灾区不接受义务兵捐款，钱我给你取出来了，感谢信您收起来，你这种精神值得全排同志向你学习。马上就是三月五日学雷锋纪念日，我准备把你给灾区汇款的事迹，写一篇报道，寄到沈阳军区《前进报》，宣传一下。

　　可能像我这样的捐款的事儿，在沈阳军区算不了什么，或者没有感动当时《前进报》社编辑，总之，我的事迹没有刊登。但是，当我服役第十八个年头，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转业到地方前，也就是这张报纸，配发我的照片，还刊登了我在转业前爱岗敬业，为部队工作继续做贡献的事迹，也算我在部队工作最好的肯定吧，这都是后话。

　　永远不懈追求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道出了热爱对一个人谋事的重要作用。

　　1978年7月，我从家乡高中毕业（读9年书，后到部队补考高中毕业证）回乡当农民时，由于自己非常喜欢写新闻，两年多时间，在家乡德都县人民广播站、黑河地区人民广播电台、《黑河日报》、《黑龙江农村报》、《黑龙江日报》刊发（播）数十篇新闻，其中也有3篇社会新闻，揭了乡里乡亲的伤疤，给人家在精神上带来了不小的负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太年青幼稚和冲动，真有些对不住人家。也正是因为写家乡农村团组织不健全的群众来信，在报社回访中，自己受到过公社（现为乡）书记的批评，被武装部长训的直哭鼻子。但朴实、厚道的家乡人，以他们宽广的胸怀和无限，给了我这个不暗世故的年青人是更多的包容和关爱。

　　1980年10月下旬，我参军体检时，在公社（乡）第一轮体检双膝下蹲时出现有轻微的声音被淘汰。而公社人武部助理破例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公社武装部长并亲自到体检站和接兵干部张玉军提到了我新闻报道写的好，是个好苗子，就这样接兵干部给我开了“绿灯”。

　　入伍后，我在营部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仍然笔耕不辍，积极为《解放军报》、《前进报》投稿，结果都是泥牛入大海。不过当地《昭乌达报》刊登了6篇稿件，其中，有2篇稿件是收辑的名言。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底的一个夜晚，我正和临时来到营里指导训练法的二营一名叫田成元班长从军营附近公路上往回走，突然，公路上一辆马车受惊，车上坐着母女被惊呆了，马车眼看就要撞到大树上，田班长两话没说，奋不顾身拦住惊马。我把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写了一篇新闻故事，发给报社和电台，1982年1月1日，内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故事。当时，这是守备四师新年第一篇稿件。

　　几天后，守备十团宣传股股长和宣传干事专程从四十里外的团部来到一营考察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团部的首长，宣传股长文质彬彬，面带微笑，对人比较和蔼。而当时已经提干的宣传干事还穿着两个兜，他浓眉大眼，人长得精神，没有一点架子，让人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初次见面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后来是宣传干事把我真正领上了部队新闻报道这条路，他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在一营让我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自己采写的二连人人会打三十二节军体拳上了《前进报》，虽然只有三十多个字，但我们营教导员朱光球高兴地就像他中了头彩，这也是一营破天荒的事情。

　　应该说，天朝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使我难忘，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那苍凉而神奇的天朝山上，承载着我真挚情感和火一样的激情。是天朝山成就了我的理想，让我这个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后代，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愚昧走向聪颖。在绿色方队中，我由一名普通士兵最后成长为一名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