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赵钊：职业壁垒

　　

　　独立摄影师。西咸影像工作室创始人，西咸新区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纪实影像创作人才高级研修班学员，入围2018索尼青年摄影师发展计划。作品持续关注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区域经济以及环境问题，作品主要发表在新浪《看见》《新青年》，以及华商报、新华社、视觉中国等平台。

　　对“职业化”的呼吁与探讨自摄影在传统媒体中日益举足轻重的话题早已有之，摄影越大众化、越普及化，业界与市场对职业摄影师的要求越水涨船高，对优质内容的渴求与“抢夺”到了如今愈演愈烈。纸媒工作经历在先，投奔自由在后的赵钊对繁华背后的原委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养家糊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如何平衡规划，让他不断地评估、整合、提升着自我。

　　赵钊作品

　　

　　2018年1月21日，甘肃礼县境内一个牲口交易市场，交易结束后，一名男子牵着牛准备离开。相传西周时秦非子在这里养马膘肥体壮，正是因为这里水草含“盐”，骡马吃后毛皮油亮、体格健壮。因此，自古这里就是发展畜牧业，进行骡马牲畜交易的重要场所。骡马牛羊等牲口的交易，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2018年5月6日，陕西渭南，蒙蒙细雨中，新郎带着接亲队伍，自豪地踏进新娘家的小区。

　　

　　2018年6月15日，山西运城，一处堆放废弃镁渣的土丘上寸草不生。

　　

　　2018年6月24日，山东济南，泉城广场上一群年轻人跳着广场舞《青春飞扬》。2018年9月17日，陕西西安城墙，一场外事活动后即将开始的酒会。

　　

　　2018年10月31日，陕西咸阳，一座曾经的矿山被关停后，人们开始大量植树绿化，处在旱塬地带的树苗成活艰难。

　　

　　2018年11月27日，山东菏泽，一块地处黄河边的耕地大面积塌陷下去，滩区居民备受黄河水患之苦。

　　

　　2018年12月27日，陕西西安，大雪纷飞的钟楼广场，一名装扮成“孙悟空”的男子正在直播，几分钟前他和一名穿着汉服的女子相遇，令粉丝们激动不已。

　　访谈对话，这就开始

　　中国摄影报：你离开华商报多久了？虽然纸媒式微，但真正离开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要“自负盈亏”了。能讲讲你的所思所想吗？

　　赵钊：我离开华商报有3年多时间了，曾经在这份报纸供职6年多，在这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的初期，也是在这里学会了摄影记者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至今，我对这份报纸都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记得在入职之初，曾深夜跑突发赶到车祸现场，我到达时，交警、救护车都还没到，地上的伤者和逝者就在不远处，那种记忆很久都不会磨灭。也曾经冒着漆黑的浓烟打着手机灯跑进火场，拍摄消防员救火的画面。临近的甘肃省发生地震后，当天报社就派我们驱车赶到震中……那个时候，正是都市报的黄金期，报社愿意为采访下血本，而网络又不像现在这样火，看报纸的人很多，重大新闻出街后，真的会让人有一时洛阳纸贵的感觉。

　　我在纸媒这段时间刚好见证了都市报从发展的最辉煌时期，到提出报网融合转型等概念的初期。我从纸媒离开，和大环境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对个人职业生涯做出了重新规划。“自负盈亏”这个概念在我脑子里也思考很久，我当时也并不能确定，独立之后是否能解决养家糊口这些现实问题。好在我的行动力比较强，决定之后就迅速去做，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值得后悔的事情。

　　中国摄影报：独立之后，你主要的拍摄工作有哪些？举例说明。“接单率”怎么样？

　　赵钊：独立之后，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摄影师和媒体人这样的身份，我以摄影为生，依然在为媒体工作，为了生计无可避免地要去拍很多之前所不愿意做的“活儿”。媒体机构的专题委托拍摄，图片库的销售，以及政府机构和个人委托是主要工作。目前新浪网、新华社、视觉中国等几个平台是我主要合作的机构。“接单率”这个词恐怕对职业化的摄影师来说是一个比较要命的概念，如果过分追求“接单率”，短时间内赚钱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但长远来看失去的可能会比较多。

　　中国摄影报：除了门户网站的专题拍摄，你谈到还有商业拍摄，都是哪种类型？纯粹靠摄影可以解决生计吗？

　　赵钊：目前商业类别的拍摄主要还是以婚礼、肖像和一些政府机构、房地产项目需求为主。身边也常有朋友问我辞掉工作做摄影可以吗？其实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就说明他们并不具备以摄影谋生的能力，或者说还没有展现出这方面的能力，这样做充满了冒险精神。靠摄影为生，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特别是新人，在没有得到别人（市场）认可的时候，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证明自己。我至今觉得，自己在职业化摄影的道路上仍是一个新人，我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不断去评估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看是否依然保持敏感，是否在这条路上能够可持续化发展下去。

　　在中国有许多不以摄影为生的摄影爱好者，所以这一行竞争也是蛮激烈的，这些摄影爱好者和每年院校培养的有求职意向的摄影专业学生，都是在和职业摄影师赛跑。以至于，大家（客户）会觉得摄影的门槛降低了，我（客户）为什么要花钱请你来拍摄呢？所以我的感受是，职业化摄影的门槛越来越高了，职业化摄影师需要构建的壁垒越来越高，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人“拍死在沙滩上”。

　　中国摄影报：你也在拍专题吧？能讲讲你如何解题吗？比如黄河滩区脱贫迁建这样的题材，你眼中的完美表现形式与记录应该是怎样的？

　　赵钊：我记得《南方周末》的李楠老师很久之前曾告诉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必须要有拍好专题的能力，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去拍好专题。

　　我个人的理解是，无论什么题材，重要的是要解决“怎么拍”的问题，专题摄影是在记录和反映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坏境，所以时间的跨度挺重要。一个好的题材，只要扎扎实实去拍，我相信时间的力量会冲淡形式感。当然摄影是造型的艺术，我也在不断尝试运用各种视觉语言打破我自己的惯性方式，去拍好人、讲好故事。

　　一个好的摄影师也许不应该被题材和表现形式所困，可以留下很多影像。前段时间陈小波老师看过我的一组专题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建议。诚然，如小波老师所说，在陕西，包括西北，能向侯登科、胡武功、潘科、石宝琇等前辈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对他们，从来不存在拍什么的问题。

　　中国摄影报：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愿意在哪类平台传播自己的作品？不限数量的话，顺序应该怎样更理想？

　　赵钊：网络吧！类似新浪《看见》《新青年》这样的。顺序是网络、杂志、报纸、展览。

　　中国摄影报：你觉得参赛、参展对于摄影师来说重要吗？你个人会去分些精力做这些事情吗？

　　赵钊：不是很重要，摄影师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本身，我从2017年后开始去投一些比赛和展览，主要是交流。其次，投比赛、展览的过程，也是对作品的二次编辑和梳理，我很愿意知道不同人对我作品的反馈。

　　赵钊推荐

　　

　　悬崖边的一公里山路 宁舟浩 摄

　　2018年11月27日，重庆市黔江区中塘乡胜利村五组（天子坪），68岁安忠民的主要任务是放牛。每天傍晚回到天子坪，都要顺路把在山下砍好的木柴从枫树木垭口背到山顶的家中。一捆柴50多斤，他要背着走大约两公里的山路。

　　赵钊说：这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纪实摄影师宁舟浩的作品，照片拍摄于2018年他参加“乡土中国”的驻村摄影师活动。在拍摄之初，摄影师希望作品出来后能为村民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作品发出后确实筹得了9万元的善款。一张纪实摄影作品，不仅要满足视觉“好看”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给被摄对象带去帮助，这也许正是摄影的高贵所在。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19年·第22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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