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故乡的“死亡”，我们越来越习以为常

　　本文写于2018年2月，2018年3月首发于单向街书店（微信ID：onewaystreet2013）。

　　

　　“看媳妇”带来了新的年味

　　“走哦，去看张 X 的媳妇咯。”

　　在奶奶的吆喝下，大家信步往村子那一头走去。我也跟在队伍后面，准备去看看热闹。大年初三的清晨，微风细雨中，人们似乎比除夕夜团年还兴奋。

　　按辈分，张 X 是我的长辈，我应该叫他叔，但他年纪比我小几岁。说是看他媳妇，其实他并没有结婚，他只是带他女朋友回来正式见家长。他家里可高兴坏了，年前就给大家说，要见见这个未来的儿媳妇。过年回家，家家户户都在催婚。这时，如果有人带情侣回乡，不只是那一家的家长，整个村里的人都会为之欣喜不已。甚至可以说，在大家纷纷感叹年味越来越淡时，村里人相约一起“看媳妇”这事，带来了新的年味。

　　让我还觉得年味颇浓的，是腊月二十九那天，村子里的人聚在鱼塘边，看几位中青年壮力捕鱼的情景。鱼是村里集体养的，养了整整一年，就等着过年时收成了。早在前一天夜里，人们就开始抽塘里的水，水抽完一大半后，再用渔网兜鱼。在塘边围观的老人小孩，看捕鱼者从鱼塘这边走到那边，又一遍一遍来回。等看到一条条被运上岸的鱼活蹦乱跳，肥美之极，鱼塘边就更热闹了。寒冬腊月，村里又迎来丰收的喜悦。

　　

　　鱼塘边

　　我们与故乡有各种联系方式，死亡是其中一种

　　然而，正是在这个鱼塘，两年前还发生过一桩意外。那年夏天，村里一位老婆婆傍晚到塘边淘洗红薯，不小心掉落水中淹死了。那是在鱼塘修成以来，唯一的一次意外。想到金宇澄小说《繁花》里离奇又充满童话意味的情节，绍兴阿婆和蓓蒂变成金鱼，消失在黄浦江里。“普希金讲的金鱼，是上帝。”

　　

　　《繁花》作者: 金宇澄；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年: 2013-3-1。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如此想来，村里丰收的那些鱼中，会不会有那位遭到意外的老婆婆？她在鱼塘里游了一年，终于等到过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

　　我们和故乡有很多种联系方式。对我而言，死亡是其中一种。

　　上大学的时候，每周我都会往老家打一次电话。奶奶在电话里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了。比如有人结婚，奶奶会谈到新娘的长相、新郎的身世、婚礼的热闹程度，甚至宴席的好坏。等到后来，奶奶在电话里不断向我通告一些死亡的讯息：村里有建筑工人在施工时出了事故，不幸丧生；有老人卧病不起，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有中年人查出癌症晚期，无奈只能等死……在奶奶的叙述下，村里突然充满了好多死亡的意象。而且，奶奶对那些人的描述非常细致，具体到他人死时的脸色、声音和气味，疼痛的叫喊，决绝的沉默，这让我感到无比惊讶。

　　这次过年回家，同样如此。腊月二十七夜里我回到家，家人嘘寒问暖间，我又听见远处山上传来绵延的哀乐。我问奶奶，是不是又有人死了。奶奶说到那人的名字，陌生又遥远，我便没多了解。对于死亡，常年在外的我们，已经愈发习以为常。

　　

　　村中的留守老人

　　但死亡的距离仍是很近的。我六十岁的大奶奶，几年前她患上乳腺癌，迫于经济压力，当时她放弃了化疗，如今癌细胞扩散至全身，已经卧病不起。据说，半夜睡不着的她，常常用拳头使劲敲着墙壁。那咚咚的声音里，分不清是对生的渴望，还是对死的恐惧。村里王婆婆的二女儿，今年不幸患上了胰腺癌，她不过四十来岁，有两个孩子，大的还在上大学。大家都说，她之所以患病，是她的丈夫在造孽。她的丈夫赌博成瘾，在把存款和面包车都输掉后，他逃离家乡，直到听说妻子患了癌症才回来。而为了治病，这位中年女人只得把镇上的理发店门面卖掉，理发店的那些转椅，如今都搬回了村里王婆婆的家里。如果不知背后故事，看到王婆婆家中这些转椅，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王婆婆也是苦命人，十多年前死了大女儿，前些年又死了儿媳妇，现在又身处可能失去二女儿的境地。我奶奶说，前段时间，王婆婆整天哭成泪人儿，眼睛肿得像鸡蛋。

　　接踵而至的厄运，使得宗教在乡村的影响逐渐扩大。去年，我妈妈在外地骑电瓶车摔伤，老家有亲戚便劝她信基督教，每天早上起来磕头祷告，求神保佑。那会儿我才知道，原来村里不少老人都开始接触到基督教。当然，这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情。但他们其实算不上严格的信徒，也没有固定的礼拜时间和仪式。他们对基督教并无太多深入了解，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可以保佑他们的神。与其说他们是在信教，不如说是信神。而且，当家里真出现什么灾祸，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会第一时间去找八字先生，期望从算命先生那里找到规避厄运的方法。

　　

　　但或许由于过年吧，疾病也好，厄运也好，这些伤痛都自动隐藏起来，被节庆的氛围所覆盖，最后甚至以调控、苦中作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譬如，过年期间，在全家人回忆往事时，奶奶雀跃地谈到爷爷生前的一些事情。她还说到，在爷爷去世一段时间后，有一回她在河边洗衣服，山那边的人赶路时撞见她，一脸惊讶，问：“不是听说您死了的嘛？”我奶奶则哭笑不得，回答说：“我还活着的哩！”又譬如，村里现在最年长的老人已经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就是耳朵不怎么好使。我二爷爷有次和他开玩笑，让他要活到曾孙娶儿媳妇那天，吃了喜糖倒头就死。只见这位长辈连连摆手，说：“活不过哟，活不过。”

　　留守中年：他们会是死在老家的最后一代人

　　人的故去背后，也是土地开始沉睡的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留守村里务农的老人年纪越来越大，最后村里种的地、产的粮食自然也越来越少。以前，农忙时节，老人们都会请村里一对兄弟来帮忙做活。这对兄弟年轻时也到过沿海城市打工，后来回到家乡，替村里的家庭干苦力，以此维系生计。很多年来，他们兄弟俩弥补了很多出门打工的儿女本该为家乡付出的劳动。但从今年开始，他们也不再为大家干活，正式“退休”了。我也才知道，原来他们都五十岁了。而与他们差不多年纪的人，几乎都没有待在老家。而当这些在外打拼的中年人过年在一起聊天时，几乎都笃定地表示，今后他们会是死在老家的最后一代人。

　　所以，如果让算命先生预卜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会得到怎样的答案？他们会“变节”吗？“变节”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预卜我们村呢，又是怎样？可以直观地发现，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让越来越多土地成为林地。在我们这个沿着省道建立的村子，过去人们要到公路两边辽阔的山地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河边，在山上，在田野，我度过了无数漫长又难忘的童年时光。现在，山地成了茂密的山林。小时候，我与同伴相约到山上爬电线塔。你占这个山头，我占那个山头，等爬上铁塔，用石头敲击，彼此呼应。今年我们再次爬山，铁塔周围全是耸立的树木，到达山顶的路也辨不出清晰的模样。

　　

　　与传统农业相对应的是，这几年不断有外来人员到村里探寻多种营生。最早有人租得村里大片农田来种植大棚西瓜，那年夏天，村里家家户户都能买到便宜又好吃的西瓜。关于那片西瓜地，我还听我弟弟说起一件轶事。两年前他上初中时，同寝室的同学曾在夜里翻墙离校，骑着摩托车从镇上来到我们村的大棚西瓜地偷西瓜，然后运回到宿舍给大家吃宵夜。不过，西瓜生意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老板亏损过多就走了，现在还留下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西瓜地。去年，又有人在河边租下田地种植火龙果，村里的老人都来这里除草干活，工钱一天五十块。据说火龙果的生意还不错。

　　此外，工业的触角也伸入到乡村。过年前夕，同学开车载我到临近县城的高铁站接人，在快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见山路两边的房屋全被拆除，一路开过，如临地震灾后现场，狼藉一片。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地正在兴建一个工业园区。

　　

　　时代正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对，就是时代。过年在家，无论在饭桌胡侃，还是日常的闲谈，“时代”都成了大家随口提及的词汇。甚至当大人谈起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来规劝小孩儿听话懂事时，小孩儿也会以“你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为理由搪塞过去。时代，多么宏大又笼统的词汇。但或许也只有这个词汇，能够被大家用来描述无论是眼前还是一段时期以来的生活。

　　的确，乡村和城市都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有共时的变化，也有滞后的变化。借用一下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比喻，中国的变化一层一层荡开，在城市和乡村分别引起了不同的水波波纹。所以，不管是外出工作，还是春节返乡，都是一圈圈波纹的交汇。

　　我们村还有一对兄弟，哥哥三十多岁，弟弟二十五不到。哥哥早年在广州替人收保护费过活，出事后被判刑两年监外执行，前两年他娶了个陕西老婆回到村里，再没有离开过家乡。弟弟也是很早就出去打工，在工厂上班的他，有一回被叫去帮朋友出头，不料将人打成重伤，前两年才刑满释放。

　　时代的水波，生活的涟漪。

　　离开家乡的那天，大年初四，天空依然飘着细雨。搭上去往县城的大巴，我旁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一身行囊，估计也是外出务工。车刚开没多久，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小型音响，放起了广场舞音乐。合着汽车引擎的声音，音响里唱道：

　　别把我的梦带走

　　别把我的心带走

　　要走就把泪儿一起带走

　　要走就把痛苦一起带走

　　我仿佛听到乡村以及仍然坚守在乡村的人，对这个“时代”的心声。

　　而我转头看身旁的中年人，他脸朝车外，毫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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