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媛：明中后期出版领域中的山人现象

　　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曾对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进行过深入探讨，考察个案时，他特将山人巨擘陈继儒作为研究对象，并推测“明末出现众多‘山人’，似乎其本身就是出版文化的产物”，进而认为出版业这一新领域的出现，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不靠科举也能名利双收之路。在他看来，明末出版业的繁盛与山人群体的兴起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大量底层知识阶层借“山人”身份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明代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这个群体初兴于弘治年间，在嘉靖朝发展壮大，至万历朝大盛。他们精于诗文、闳览博观，以干谒、售文、设馆、入幕等方式为生计，而能让他们摆脱对权贵的依附、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正是参与出版活动。嘉靖以降，有30余位知名山人涉足出版业，负有盛名者除大木康先生提到的陈继儒外，还有徐渭、屠隆、王稚登、梅鼎祚、黄省曾、俞安期等人。山人从事出版业，主要是负责编书、校书、刻书、抄书与推广书籍等工作，仅就前三项统计，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百余种。山人是深受心学洗理与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向影响，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均发生重大转变的另类文人，他们四处云游，足迹几遍天下；同时，个性鲜明，表现出狂诞、尚侠、尊情等特征，以此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审美趣味必然形成别具特色的出版文化与出版成果。在此，对山人与出版业的探讨，就不只是大木康先生所强调的出版对士人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一方面了。

　　本文拟对山人的出版活动进行考证与梳理，试图为阐释嘉靖、万历时期所形成的“中国出版的一个黄金时段”找到推助因素，同时也为研究山人在明代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提供更加丰富的案例。

　　一

　　山人编书考

　　嘉靖以降，山人主持编书的风气盛行。不少山人因编书声誉大增，时人在评价他们的生平功绩时均列举了他们的编书经历，例如提到山人郑若庸，则讲他受命赵康王编撰《类隽》，提到山人王稚登、陆弼则讲他们被首辅赵志皋举荐修国史。能参与官方组织的编撰活动，是当时大多数山人的理想，这类工作比较稳定，经济收入颇观，有助于自我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这类工作需求人数少，对被招纳者的素养与文化地位又要求很高，因此，大部分山人只能加入到需求量大、准入条件较低的坊刻与家刻队伍。

　　通常情况下，从事编书或组织编书工作的大都是知名山人，书坊主选择跟他们合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山人掌握着较多的文化资源。这个群体常以读书汲古自娱，自身素养较高。例如赵宦光，“最博洽，书无所不读，笃信内典，尤精六书及天文地理”；傅汝舟，“学通天官、堪舆、涅盘、老柟”。他们还富于藏书，有很多名声在外的藏书室，例如姚咨的茶梦斋，赵宦光的小宛堂，沈与文的野竹斋，黄省曾的前山书屋，黄姬水的柄霞馆、赤城山房、高素斋，陈继儒的宝颜堂、顽仙庐、来仪堂、婉娈草堂等。在穷年累月、不远千里的出游活动中，山人们还寻访到不少秘笈。以沈与文为例，他就藏有一些世所罕见的善本，如欧阳修的《欧阳先生文粹》、王禹偁的《小畜集》等。

　　另一方面，一些著名山人是当时社会风气与审美趣味的引领者。以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陈继儒为例，在他所处的时代，市场上就出现了以他命名的“眉公糕”、“眉公布”、“眉公椅”、“眉公饼”。另外如引领词坛三十余年的王稚登，闽、粤两地凡过吴门者，无论是商人还是穷人都以能拜见他求得墨宝为幸。自身影响力使他们编选的书籍具备了成为畅销书的条件。此外，他们好结社，频繁出入达官贵人之门，这些行径为书籍的刊发提供了客观条件，例如怎样获得资金支持、如何与印书机构合作等。就陈继儒来说，他与官家的关系相当密切，屡次被人举荐做官，又与余邵鱼等当时重要的书坊主交情颇深，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他组织书籍的刊发活动。

　　山人编选书籍的文献很多，据笔者收集的知名山人的代表作品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六大类，按其数量与影响力罗列如下：1.编诗、文集。代表作有俞允文的《昆山杂咏》、《荆溪唱和诗》：徐渭的《古今振雅云笺》；王稚登的《吴骚集》、《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陈继儒的《古文品外录》、《秦汉文脍》、《补选捷用尺牍双鱼》；屠隆的《历朝翰墨选注》、《国朝名公尺牍》；王野的《越咏》；周履靖的《夷门广牍》等。2.编地方文献。代表作有沈明臣的《通州志》，王稚登的《泰兴县志》、《吴郡丹青志》，周诗的《江宁县志》，李敏的《将乐县志》，周天球的《长洲县志》，王寅的《虎丘山志》，傅汝舟的《夔州府志》，俞安期的《雍勝略》，何璧的《青阳山川志》，陆弼的《江都县志》，陈继儒的《松江府志》，屠隆的《补陀山志》等。3.编历史文献。代表作有陈继儒的《南北宋志传》，梅鼎祚的《三国文纪》、《北齐文纪》，黄姬水的《两汉纪》，王逢年的《南京吏部志》，姚咨的《纂补春秋诸名臣传》。4.编小说笔记。代表作有顾元庆的《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陆采的《虞初志》，潘之恒的《合刻三志》，梅鼎祚的《三才记灵》等。5.编类书。代表作有屠隆的《缥缃对类大全》、俞安期的《唐类函》、《启隽类函》、《诗隽类函》等。6.编别集。屠隆曾编王亮的《王稚玉文集》，梅鼎祚编吴潜《履斋遗稿》，黄省曾编潘希曾《竹涧先生文集》，李杜编俞大猷《正气堂集》、《洗海近事》。7.编宗教文献与经学作品。代表作有屠隆的《补陀山志》、《佛法金汤》，陆治的《孔子家语》等。

　　从上述书目来看，山人参与编书使得出版领域呈现出浓郁的山人色彩。其一，尺牍作品受到特别重视。随着小品文的兴盛，尺牍成了不受羁绊、体现情志的文体样式。山人作为当中的重要创作群体，不仅对这一文体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并且通过编选尺牍集，引领了审美风气，直接推助了小品文的发展。其二，地方文献得到了较好的整理与保存，表现在以地域为范围的诗、文选集的增多与地方志编修活动的活跃。这一局面跟山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位置有密切关系。山人好游，往往足迹半天下，游食、游学、交游、畅游山水常同时进行，这些经历必然增益见闻，使他们对各地地理、制度、人物沿革等都有很好的掌握，故容易获得受邀编修地方文献的机会。同时，一些山人自身就是地方上的名流，他们具有强烈的宣扬地方文化的责任意识，且相关行为的落实又可助长其声望并增添经济收入，故山人们都热衷于编选地方文献。其三，出现了一批较大型的丛书，例如周履靖的《夷门广牍》、顾元庆的《广四十家小说》、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品位。四库馆臣将《夷门广牍》与《宝颜堂秘笈》选书的价值取向并提，认为“亦皆明季山人之窠臼”，批评其不辨真伪，剔选不精，认为这种编选活动多属山人隐居时的消遣行为。从四库馆臣的抨击中，我们不难解读其言外之意，山人加入出版领域后，其志趣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形成了这个群体独有的风格，影响了当时的文化。

　　二

　　山人刻书、抄书考

　　一些山人不仅是编书活动的组织者，当中家底殷厚的还直接承担起书坊主的职责，他们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读本，影响着明代中后期文化的审美趋向。当时影响较大的山人刻书家有俞安期、沈与文、周履靖与黄省曾、黄姬水父子。另外，王叔承、俞允文、陆治、赵宦光等人也因刊刻过《鹤林玉露》、《清异录》、《孔子家语》、《六书长笺》等作品，为世所重。另外，山人中还有不少以抄书为业者，在书籍的流传与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现将山人们的重要刊刻作品与手抄本考证如下：

　　其一，吴郡黄氏。

　　黄省曾(1490～1546)，字勉之，吴县人，号五岳山人，有书癖，国典、庙彝、礼乐、兵车、水土、星历、医卜、农贾等知识均有所涉猎。黄鲁曾(1487～1561)，省曾之兄，字得之，号中南山人，里中称兄弟俩为“二黄先生”。黄姬水(1506～1574)，省曾长子，字淳甫，号工雅山人。黄氏兄弟及后人以藏书、刻书为家业，独擅一方，他们的刊刻囊括经史子集，尤以子部居多，作品主要有以下数种：

　　1.(汉)刘向《楚辞》，黄省曾校正，正德间吴郡黄氏刊本。2.(魏)嵇康《嵇中散集》，嘉靖四年(1525)黄省曾刊本。3.(汉)刘向《列仙传》，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黄氏刊本。4.(唐)沈汾《续仙传》，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黄氏刊本。5.(汉)刘向《列女传》，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黄氏刊本。6.(汉)皇甫谧《高士传》，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黄氏刊本。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刊本。8.(晋)郭璞《山海经》，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刊本。9.(明)潘希曾《竹涧先生文集》，嘉靖二十年(1541)吴郡黄省曾校刊本。10.(汉)荀悦《前汉纪》，嘉靖二十七年(1548)吴郡黄姬水刊本。11.(晋)袁宏《后汉纪》，嘉靖二十七年(1548)吴郡黄姬水刊本。12.(明)黄姬水《贫士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郡黄氏刊本。13.(明)黄姬水《白下集》，嘉靖三十六年(1557)吴郡黄氏家刊本。14.(宋)杨侃《两汉博闻》，嘉靖三十七年(1558)黄鲁曾刊本。15.(明)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嘉靖间吴郡黄氏刊本。

　　其二，俞氏翏翏阁。

　　俞安期(1550～?)，字羡长，吴江人，其室名为“翏翏阁”。他曾创有“古意新声体”，此体“取材乐府，以制近体，虽云郑卫之音，犹存汉魏之义”，明末徐、林懋礼、陆圻，清初佟怀东、李明嶅、朱彝尊等人均有仿效此体的作品。在明人所创新体中，得到这么多人追和的情况并不多见。他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所编辑刊刻的类书，据资料记载，其所编《唐类函》在刊行后被盗，故以红字目录印书侧再版，孰料书商依样盗版。由于这桩事件为书的发行平添了话题，故遭好事者争购，热卖于市。到了清代，官方刊行《渊鉴类函》后，《唐类函》的影响随之减弱。然而，至清末道光年间，举子们还用此书应试，足以见影响之深远。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由俞氏编撰刊刻的书籍共有六种，子部四种，集部两种。兹罗列于下：

　　1.(明)俞安期编撰《唐类函》二百卷，万历三十一年(1603)俞安期刊本。2.(明)俞安期编撰《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万历三十七年(1609)俞安期刊本。3.(唐)李垕《南北史续世说》十卷，万历三十七年(1609)俞安期刊本。4.(明)俞安期编撰《类苑琼英》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未完，现已佚。5.(明)俞安期编《启隽类函》一百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俞安期刊本。6.(明)俞安期著《翏翏集》三十八卷，万历间俞安期刊本。

　　除以上六种外，俞氏还刊刻有书籍四种，见下：

　　1.(南北朝)陶弘景《真诰》，万历三十二年(1604)俞安期刊订本。2.(先秦)庄子《南华真经》，万历三十五年(1607)俞安期翏翏阁刊本。3.(汉)刘向《楚辞》，万历三十五年(1607)俞安期翏翏阁刊本。4.(唐)刘肃《唐世说新语》，万历三十七年(1609)俞安期刊本。

　　其中，《南华真经》与《楚辞》又称《庄骚合刻》，为俞氏所编。

　　其三，沈氏野竹斋。

　　沈与文，字辨之，号姑余山人，苏州人，吴中知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抄书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讲到“明人刻书之精品”、“明以来钞本”均推举沈氏，称“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收藏家向来珍赏者”。沈氏住在苏州城杉渎桥南，其藏书处名“雁里草堂”，另有室名“野竹斋”、“野竹居”、“繁露堂”、“通津草堂”。沈氏刊刻抄录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六种：

　　1.(明)何景明《何氏集》二十六卷，嘉靖三年(1524)沈氏野竹斋刻本。2.(汉)韩婴《韩诗外传》，嘉靖间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3.(晋)葛洪《西京杂记》，嘉靖间吴郡沈氏野竹斋校雕。4.(明)顾璘《顾璘近书》一卷，吴郡沈氏繁露堂雕本。5.(元)汤垕《画鉴》一卷，嘉靖间沈氏野竹斋钞本。6.(宋)《太平广记》，沈与文校录，吴郡沈氏野竹斋钞本。

　　其四，荆山书林与梅墟周氏。

　　周履靖，字逸之，号梅墟，嘉兴人。周氏汲古自好、颖异过人，然家中贫苦无钱购书，故只能靠游于友人“悉请其所藏雅相印正”。他所刊刻的书籍大都以“荆山书林”与“梅墟”为室名，其中“荆山书林”所刻书即《夷门广牍》。该书收入作品八十六种，分十门，曰艺苑、博雅、食品、娱志、杂古、禽兽、草木、招隐、闲适、觞咏，共计一百二十六卷，主要由周履靖编校，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行。

　　另外，他还编有《香奁诗》十二卷，识有“梅墟周氏刊巾箱本”字样，收入了十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其中六位是明代人，对女性诗人的特别关注反映出他独特的价值观。

　　其五，姚氏茶梦斋。

　　大多数山人都有过佣书的经历，钱希言描绘自己的生活时说：“而余业公车不售，卒罢去，以竿牍游公卿间，日役役佣书卖文”；钟惺概括山人陈昂的生计时，也用“织屦、卖卜、佣爨、佣书”称之。佣书有助于山人解决温饱问题，更有甚者还借此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例如山人盛时泰，“佣书自给，未尝因缘为奸利”。即便是像王稚登这样声名显赫的山人，佣书也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他的诗文中有一些关于佣书的记载，例如“久客清霜点鬓毛，佣书兀兀敢辞劳”、“佣书充果腹，卖赋作缠头”。他也常抱怨佣书的清贫与辛劳，曰：“今方局踳穷巷中，佣书兀兀以糊其口，十日九饥，面色如菜，不如吹箫卖浆，能令妻子饱死间者”。

　　以佣书为后世见重的山人要数姚咨，他的手钞本在清代备受藏书家珍爱，黄丕烈以“可称三绝”来形容，瞿镛称其“古雅可爱”，叶德辉也认为茶梦斋钞本是“明以来钞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之一。

　　姚咨(1595-?)，字舜咨，无锡人，隐居锡山，号皇象山人，七十五岁时尚在世，与华察、施渐、王懋明称“锡山四友”(31)，有室名曰“茶梦斋”、“茶梦阁”。姚咨的手钞书数量甚富，其中记载了具体抄录时间的有十种，见下：

　　1.嘉靖十五年(1536)，《黑鞑事略》，(宋)彭大雅著。2.嘉靖二十年(1541)，《南唐书》，(宋)马令著(32)。3.嘉靖三十二年(1553)，《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温大雅著(33)。4.嘉靖三十五年(1556)腊月，《漫堂随笔》，(明)唐寅著(34)。5.嘉靖三十七年(1558)，《锦里耆旧传》，(宋)句延庆(35)。6.嘉靖四十一年(1562)，《续谈助》，(宋)晁载之著。(36)7.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鉏堂杂志》，(宋)倪思著。8.隆庆元年(1567)夏，《春秋五论》，(宋)吕大生著。(37)9.隆庆三年夏(1569)，《画鉴》，(元)汤垕著。(38)10.隆庆三年(1569)，《续玄怪录》，(唐)李复言著。

　　抄录时间暂不可考的尚有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张端义的《张荃翁贵耳集》、邵宝的《慧山记》、徐铉的《稽神录》、李濂的《医史》、高彦休的《阙史》、宋濂的《渤泥入贡记》、程大昌的《程氏演繁露》、易文的《筹边一得》、孙奕的《示儿编》、李垕的《南北史续世说》，另外还有未署作者的《建炎复辟记》，共计十二种。

　　姚咨手钞本选本精良，抄录仔细，多存唐宋善本，故在书籍的保存与传承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如清代顾广圻《示儿编跋》中记载，明人潘方凯曾刻过此书，然削去题志，以至“本末乃无可考”，所幸顾氏的从兄藏有姚咨家钞本，“题志具在，文句亦迥胜”，故有助于古籍校勘。另外，如南宋李垕的《南北史续世说》一书，现存四个版本中有两个与山人有关，即姚氏的茶梦斋钞本与俞安期翏翏阁重修本，二书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而另外两个版本则是根据俞本与姚本发展而来的。若非俞本与姚本，后世将难看到李垕这部作品的全貌。

　　三

　　山人的评点、序跋考

　　明中后期，评点之风兴盛，这种集引导审美倾向与商业炒作的行为，影响了书籍的接受范围与商业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类作品——例如诗歌、史著、古文、尺牍等皆能评点的局面。获得名家评点的书籍往往能引来更大的销量，尤其在当时兴起的小说、戏曲领域，有的作品不止于一种评点本，如《三国志》有余象乌、陈继儒、李贽、钟惺、万卷楼数种评点本，《水浒传》有钟惺、李贽、金人瑞等人的评点本。

　　评点的繁荣为山人的谋生提供了机遇，山人的谋生需求又促进了评点的盛行。不过，评点的机会常常只提供给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山人。一般山人虽常参与评点活动，但必须要假托当世显赫者之名，这样一来被评点的书籍传播空间才会扩大，商业价值才会充分实现。叶昼假托李贽评点《水浒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按《戏瑕》记载，叶氏“落魄不羁人也，家故贫，素嗜酒，时从人贷饮，醒即著书，辄为人持金鬻去，不责其值”，他的性格、行径与谋生方式跟同一时期的山人是无甚区别的。由于他的名字不及李贽响亮，为了使评点本能在市场中获得认同，只能假托李贽之名来推介这部书。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山人的境况。

　　在现存文献中，参与评点作品较多且留下名字的山人有屠隆、陈继儒、徐渭、王稚登等。其中，以屠隆之名评点的作品有《李杜二家诗抄评林》、《屠先生评释谋野集》、《五岳游草》、《悦容编评林》、《公孙龙子》、《徐庾集》、《鬻子》、《虞初志》等；以陈继儒之名评点的作品有《老子隽》、《老子辩》、《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琵琶记》、《西厢记》、《红拂记》、《列国志传》、《玉簪记》、《幽闺记》、《绣襦记》、《绣梓尺牍双鱼》、《陈先生评选庄子南华经隽》等；以徐渭之名评点的作品有《杨椒山集》、《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方正学文集》、《淮海集》、《陆子新语》等。另外，王稚登评点有《唐诗选》。这些作品中有不少应是伪托之作。

　　从上述被评点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山人评点涉及的对象是较为驳杂的，然以戏曲、小说居多。这些选择反映出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向，也显示出山人趣味与山人文化的某些特点。屠、陈、徐、王四人都有小说或戏曲作品问世，且他们的作品又属于当时的较高水平，例如王稚登的戏曲《彩袍记》、《全德记》，屠隆的戏曲《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陈继儒的笔记《小窗幽记》、《见闻录》，徐渭的戏曲《四声猿》，其中屠隆家中还组织有专业的戏曲表演团队。他们在小说、戏曲发展史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成了这一时期文化风尚的代言人，故当时的一些小说、戏曲作品，经他们品评后，往往能身价倍增。此外，山人们在阐释老子、庄子这类以崇尚自然、天性为主题的学问时颇受欢迎，这与他们的文化品位以及他们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密切相关。

　　以山人为主要评点者，又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冯梦龙编的《情史》。该书署名“钱简栖”的评点有三则，如《张美人》、《宋仁宗》、《相思石》；署名“王百谷”的评点一则，即《老妓》；署名“长卿氏”或“长卿”的评点有九则，如《随清娱》、《高娃》、《皇甫规妻》、《李益》等，这三位评点者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山人钱希言、王稚登、屠隆。

　　请名人作序是书坊主习用的另一种重要的宣传方式。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曾对当时一书多序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他认为：“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然而，明代中后期以来序跋的功用早已远非他说的那样简单。在当时，序跋之文并不限于纪录某书的“发明”与“成书之岁月”，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社交作用与商业推广的作用。据丁申的《武林藏书录》记载，胡文焕“尝于万历天启间，构文会堂藏书，设肆流通古籍。刊《格致丛书》至三、四百种，名人贤达多为序跋”。名人贤达的肯定，代表了某种权威，能引导大众的审美，故有助于书籍的发行与传布。据现存资料记载，知名山人大都有序跋作品，作品数量的多少一般与他们的声望成正比，其中王稚登、陈继儒、屠隆、梅鼎祚这几位山人中的领军人物在书序创作上也居于首位。另外黄省曾、黄姬水、何白、钱希言、徐渭、张大复等人的序作也颇多。

　　王稚登(1535～1612)，字百谷，号玉遮山人，居吴县。他天资聪颖，“四龄能占对，五龄诵诗，六七龄为擘窠书，九龄能赋五七言”。隆庆元年(1567)，其应试不第罢举业，专攻文学与书法、绘画，成了传续吴中风雅与万历文坛执牛耳的人物。

　　王氏的成就不单在文学与艺术，还在于他是当时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价值观的倡导者。一方面，他纵情声色、追求自适。王氏在《答朱十六》一信中谈起自己的风流史，称“仆年十二而游青楼，三十二遂断绝，中间二十载虽未尝不与此曹燕昵，钗珥纵横，履舄交错，联袂接枕，迷花醉月”；另一方面，他任侠自喜，能急人所难，成了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例如他曾营救王世贞之子王士骕出狱，又受王世贞外甥曹子念所托照顾其女；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心仪王稚登，也是由于王氏曾经脱其于一场诉讼的缘故。

　　李维桢曾高度评价王稚登，称他“为家孝子弟，为世大儒高隐侠士，为知交死友，为艺苑盟主，为乡祭酒，为宗门护法，为湖海导师”，这些光环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王稚登效应”。从李维桢的记载中可以窥见时人对王氏的推崇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文曰：“环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赝售，不至糊口四方”；“东南数千里，金石竹帛，得只字如拱璧绣衮。环金阊而家者，赖以衣食”。

　　王氏名气大，尚侠义，不吝惜用自己的名声为有需要者提供便利，因此求助于他的人络绎不绝。仅就求序一项考察，申时行《王征君百谷先生墓表》记载“骚人墨士，有所论著，欲题署行远者，必之君(指王稚登)”；李维桢记载“学士欲行其诗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征。”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王稚登的序跋就是传播领域中的通行证，一旦获得即意味着价值的提升。但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存的王稚登诗文集《王百谷集十九种》中收录的序作屈指可数，可见王氏并不将他所写的某些序文作为自己作品的重要部分。在目前所存文献中，可以辑录出王氏序文近四十篇，这些序文是为以下著作写的，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太室山人集》、《人镜阳秋》、《戒庵老人漫笔》、《皇甫少玄集》、《虞初志》、《鸾啸集》、《国朝名公翰藻》、《古今游名山记》等。

　　山人文集中，收录序、跋作品较多的还有陈继儒的《陈眉公集》，录书序、跋共80篇；何白的《汲古堂集》、《汲古堂续集》，录书序题跋共57篇；屠隆的《栖真馆集》、《白榆集》录书序55篇。

　　请山人作序是士人对山人文坛地位的肯定，反映出当时书籍刊发时运用“广告”手段已经十分普遍。替人作序又是山人推广自己的途径之一，以这些书籍为载体，山人的创作观念也得到进一步传播。

　　通过上文对山人在书籍刊发过程中几项重要职责的梳理，我们不难得出他们在明代文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山人的出版活动，保存了大量前人作品，是文化传承中的必要环节；他们的审美趣味影响着明中后期文化的走向，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读本。同时，参与出版活动有助于山人经济上的独立，为底层文人的谋生方式提供了示范。由于在文化传播领域占有一定的资源，山人群体又成了舆论的制造者。万历朝时，明神宗下令驱逐山人，就是因为他们私印“妖书”，妄议国本。至此，山人的出版活动就不止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了。

　　作者|袁媛

　　来源丨《古籍整理学刊》2017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