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深圳民工街舞团 草根明星几家乐几家愁

　　

　　队长郑健峰（右）和队友们挤在一间宿舍里，他常常睡地铺魏辉 刘伟 摄

　　羊城晚报记者 肖执缨 实习生 陈健玮

　　同样是“草根”出身、同样曾受舆论关注，但春晚过后，旭日阳刚、西单女孩和深圳民工街舞团的境遇似乎有了天壤之别———有人梦想成真，大踏步挤进了“明星”阵营；有人则风光转了一圈后，又回到起点。

　　尽管旭日阳刚组合因为版权问题不能再唱《春天里》；尽管他们的农民工身份一再引发争议；尽管他们被第11届音乐风云榜主席那英否决了入围资格……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春风得意——被网友发现坐进了航班的头等舱；“百万元代言”某服装品牌；而王旭则正筹备成立一个文化公司。

　　相形之下，深圳民工街舞团和西单女孩就显得“落魄”了。人们的关注少了，在媒体上曝光的次数更少了。他们近况如何、春晚效应还有多少“残存”？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深圳民工街舞团。

　　春晚 　　“说不羡慕旭日阳刚是假的。春晚能让我们上，已经是看得起我们了。”

　　“我是塑料工！”“我是螺丝工！”“我是洗车工！”“我是电工！”“我是建筑工！”……今年春晚上，一群男孩自信嘹亮地回答着董卿关于职业的提问。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深圳民工街舞团，平均年龄21岁，由16名主力队员、8名二线队员组成。登上春晚舞台前，他们在深圳宝安区福永镇万福广场摸爬滚打了4年。

　　福永镇离深圳市中心约50公里，这里被称为“关外”。不久前，在结束了福田区上沙村文化广场一个“迎大运”演出活动后，羊城晚报记者跟随民工街舞团成员们来到了他们共同的家。这段路走了1个多小时。

　　在福永文体中心的一栋宿舍楼里，队员们分住几间宿舍。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晚上集中在小小的空间里练舞，这曾是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队长郑健峰和4个队友挤在一间宿舍里，墙边的地铺属于他。有队友要写书讲述街舞团的故事，“还有20多万字就写完了”；队员吴冲则说：“8个人住在20平方米的屋子里，当然挤、当然累，但在舞蹈中就忘记了劳累。我们会一直跳下去。”

　　回忆起上春晚的过程，副队长周廷龙说：“2009年，我们参加央视第五届舞蹈大赛拿了金奖，央视的一些节目就开始关注我们了。去年11月底，我们接到《我要上春晚》栏目的邀请，很顺利地拿到了春晚通行证。”

　　今年元旦，他们从深圳坐了近3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第一次走进央视一号演播厅的时候，周廷龙颇感震撼：“舞台很华丽，地板是全透明的钢化玻璃，我们老是怕踩碎了。”“除夕直播当晚，我们不紧张，但很激动，感觉正在完成一个大事业、一个大梦想”。

　　大年初一，周廷龙和大多数队员一样，直接从北京回老家过年。他的老家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回到村里，村支书的堂哥就请他帮村里排一台“春晚”。周廷龙说起当时的盛况仍很兴奋：“有小车来接，有人帮我开门，还有休息室……搞得我像个‘大腕儿’似的。周围村子的村民都来了，有1万多人吧，几乎整村人都在高呼我的名字。后来县长也接见了我，给我开了庆功会，还发给我‘平塘县旅游大使’的聘书。”

　　几个月过去了，队员们异口同声告诉记者：“生活目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队员曾春泉说：“也就是在朋友面前‘牛’了点而已。”演出机会是多了很多，但大多是电视台节目的录制或慈善性的演出，商业演出很少。郑健峰的说法比较“官方”：“在经济状况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变化，但心态改变了———我们都变得更积极了。”

　　对于旭日阳刚春晚后飙升的人气，周廷龙犹豫片刻，还是坦然直言：“说不羡慕是假的……大家家里都贫困，都需要钱。打工族挣不到太多的钱，如果能赚到大钱为什么不愿意？我们都想能风光地衣锦还乡。我们上春晚是没有钱的，但我们真的不敢苛求春晚要对我们怎样，能让我们上，就已经是看得起我们了。”

　　街舞 　　街舞团最初名叫“黑皮狗街舞队”；他们想去新加坡参加街舞大赛，却连路费都没有。

　　周廷龙2004年8月来到深圳，那时他16岁。“我当时没成年，在一家小厂做‘童工’，月收入七八百元吧；后来我学了电脑，做了文员，月收入1100多”。做文员每天工作8小时，生活有规律但很乏味，于是开始学街舞，每天晚上练舞时间达五六个小时。由于没有场地练，周廷龙只能在宿舍里偷偷地练，“练了半年，宿舍里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周廷龙当时所在的公司叫星星公司。半年后，周廷龙的舞艺有了突飞猛进，他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中大出风头，被人称为“星星舞王”。但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令他烦恼的问题———他的舞艺似乎到了头，怎么也难以进步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当时在福永镇万福广场的郑健峰等人认识了，“当时学舞就是兴趣，根本没想到以后要怎么样”。

　　2008年，郑健峰等人在福永镇万福街道组成了一个街舞队，而周廷龙在另一个地方成立了街舞队。周廷龙说：“其他23个队友学舞的经历基本上和我是一样的。我组队只是想让大家有个地方练练舞、切磋舞技、放松心情。”2008年底，郑健峰他们得到了所在街道的帮助，参加一个街舞比赛后获得了金奖。为了集中优势参加当年的央视舞蹈大赛，郑健峰、周廷龙商议决定将两个队合二为一。但这时爆发了金融危机。周廷龙回忆道：“当时很难找到工作，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就靠两位有工作的队员养着……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两天吃一顿，常常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街舞团最初的名称叫“黑皮狗街舞队”。周廷龙笑说：“这跟我们的样子很相称，我们这些人，个个都是又黑又瘦，像黑皮狗一样。”后来因为这个名字不太雅，他们被更名为“万福街舞队”。在参加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节目时，他们参赛的视频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网友们给他们取了新名称———“深圳民工街舞团”。

　　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受伤对于街舞团队员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郑健峰说，骨折、缝针的事，他们都遇到过。给自己买一份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免除后顾之忧，是每一个队员的梦想。然而，除了两三位队员外，其余队员目前都处于失业状态。

　　周廷龙说，大多数老板都认为：上了春晚又怎样？能带来多大效益？周廷龙很幸运地保留原有工作，还是原来那家小螺丝厂的一名员工，他有点得意：“老板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在跟我学街舞。”有件事一直让郑健峰耿耿于怀：新加坡举办街舞大赛，他们很想去交流学习，但最终没能成行———他们没钱，连路费都没有。

　　从春晚回来后，宝安区和福永街道办分别承诺给民工街舞团30万元和20万元奖金；队员们一致决定，这50万元奖金中的60％要留存在队里做“公共基金”，另外40％则平均分配给每个队员，也就是每人8000元。对于这笔钱，周廷龙说大部分会交给家人还债，“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还欠着几万元的债”。

　　肖执缨、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