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惊魂96小时，一名网络工程师的新冠肺炎历险记

　　我只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普通IT工程师，30岁，有老婆和2岁的孩子，一直觉得自己年富力强，从未想过会在人生最繁茂的时候面对死亡。

　　在1月21日院士钟南山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之后，我在上海经历了三天四晚发烧、检测为疑似病例、最后康复出院的过程，如同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这个非常时刻，是家人、朋友与组织的关怀、是爱与勇气支撑着我渡过难关。

　　1月22日早上：

　　公司全员排查，我曾在武汉逗留12小时

　　2020年1月21日，在湖北、广东、上海、北京之外，又有其他省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我所在的趣头条上海公司已经开始了全员疫情排查，提醒有武汉逗留史的同事第一时间报备给人力资源同事和直接上级。

　　这让我意识到在一周前，也就是1月15日凌晨2点左右，我曾回到武汉岳父母家——那时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经有41例，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经关闭，但外界并不知道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有多大。

　　15日上午8点半，我和爱人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证件，我们和一部分武汉市民一样戴上了口罩，但大部分市民是没有戴口罩的。整个办证过程大概持续了2个小时，11点我们就回到家，并和家人一起吃了午饭。

　　下午一点多，我到达武汉高铁站，3点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车，6点多抵达。

　　因为在武汉逗留的时间总共只有12个小时，外出时间只有3个小时，我认为自己病毒感染的几率极小，而且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直到22日早上公司全员排查上报信息后，人力资源同事建议我立即返回家中办公，我开始留意身体状况，早晚测量体温，并上报给人力资源部。

　　噩梦还是如期而至。23日早上，我的体温达到了37.3℃，中午体温升高到38.5℃。我看媒体报道，新冠病毒的潜伏期2到14天，平均下来是七八天，而这天恰好是我从武汉返回上海的第八天。

　　1月23日中午：入院检查，症状“高度疑似”

　　23日中午，我及时来到离家比较近的上海仁济医院就诊。

　　在排队就诊的发热门诊，我戴着口罩，告诉医生我有武汉的逗留史，当时我发烧到38℃。医生安排我抽血化验，然后加急做了CT，CT结果显示，我的肺部已经出现对称性阴影，而且血液检测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减少特征也跟新冠病毒症状相符合，医生让我等待专家组会诊。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这时发热门诊的医生迅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栋楼，大概是其他科室的门诊楼，我记得里面有肠道科，楼层里没有人。医生将我安置在一个诊室内等待。

　　2个小时后，会诊结果出来——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病症“高度疑似”。

　　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过去，自己一直觉得还年轻，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会死在一种爆发式的病毒感染中，这一生还有那么多事情未做，还有年幼的孩子，这样死去会是多么的不甘。

　　此时，“高度疑似”并没有定性就是“疑似病例”，还有一丝希望。这两天，我的上司和公司人力资源同事也在密切关注我的身体情况，每天两三个电话，多次线上沟通。我赶紧给上司汇报了这次检测结果和医院“留观”的安排。这时我是一个潜在的“疑似患者”，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我当时感觉也很蒙，怎么病毒就砸在我的身上呢？

　　很快，我意识到，我可能是也是一个传播者——在一个网状的社会关系网中，每一个接触我的人都存在被感染的可能，特别是在趣头条有上千人办公的上海公司里。我紧急联系了几个有接触的同事，提醒他们一旦身体不适及时去医院做检查。此时，我不知道在上海浦东新区那幢大楼里已经开始了一场分秒必争的行动。

　　后来我知道，23日中午在得知我的症状“高度疑似”的检测结果后，我部门的领导和HR第一时间就通知整个部门撤离回家办公。当天下午3点，仅仅用了两个小时，趣头条上海公司的全员就提前放假，整栋大楼的上千名员工都迅速返回到家中。

　　人力资源同事后来告诉我，在22号当天他们成立了和我沟通的“信息小组”，23号晚上公司高层成立了一个最高级别的疫情处置小组，信息上传下达非常迅速，我也告诉他，他们的密切关注让我感受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月23日晚：公司征求我的同意，匿名公开我的行动轨迹和目前情况

　　23号晚上，在安排完上海全部员工撤离之后，人力资源同事又跟我沟通，了解我15日回到上海之后的轨迹，接触到哪些人，紧接着就一一通知了所有跟我接触的同事提前做好防控，我们GR的同事同步在向疾控中心做联络报备。

　　他们询问我的意见，因为病毒存在传染性，这时有必要提醒全体员工特别是有密切接触的员工做好自我防控，所以希望向全员披露这一情况。趣头条疫情处置小组还考虑到，在23日下午全员撤离后，公司中已经有一部分人知道我的情况，有的同事在猜测，内部小道传播必定会引发恐慌。我表示理解，同意披露。

　　23号晚上10点，在公司内网部门群里，各部门领导们做了信息的内部传达，这一步的处理是为了保证信息传达及时，因为当天人力资源同事已经将与我有接触的同事拉了一个群，在没有公布之前，大家也在猜测，迫切想知道是这个人是谁，想知道自己有多大感染风险。在信息同步之后，我感觉大家在群里慢慢平静下来。

　　这天晚上我一夜无眠，心情非常复杂。

　　我对那些我有过接触的同事感到非常抱歉，他们中有人因为我不能回家过年，或者有感染风险，但这不是道歉可以解决的，我甚至不想去看信息发布后内网群里同事们的反馈，因为没有用。我开始查找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去做与SARS的对比，去查找全网已有的诊疗方案，寻找是否可以治愈及怎么治愈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8点多，趣头条信息平台发布公告，仍然采用了匿名，公布了我过去行动的轨迹和目前的情况。我去翻看在昨天内网信息发布后的信息，看到很多同事在群中留言，“愿平安”、“希望只是虚惊一场”。这里并没有之前我所害怕的责难，更多是关心鼓励，我觉得很感动。

　　同事们都很友好，虽然在密切接触群里有个别接触者偶尔一两句担忧，但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组织，公司已经做到了用最快速度完成信息的透明，避免了无端的猜测和恐慌。

　　1月24日：大年三十，第一次检测为疑似病例

　　我被安置到一个留观病房。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病床上铺着蓝白条纹的床单，被褥也算厚实暖和，旁边有呼吸机等设备，旁边还配置有一个小的卫生间。

　　

　　我被留观的病房

　　我一个人呆在这样被隔离的病房感觉很压抑，医生都穿戴者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全副武装。跟自己一同去武汉的妻子今天也去医院做了检查，不知道家里的孩子和岳母是否安好。

　　这时候我属于被强制留观。作为高度疑似病例，医生来病房做采样，他们取了我的鼻腔、咽喉、唾液和血液的样本做新型冠状病毒试剂检测，之后就剩我在病房独自等待。医生说本来是家属将饭菜送到医院，再由医护人员送过来，但我说自己没有家属送饭，好心的医生就从职工食堂给我带来了员工盒饭。

　　24日中午1点时，来病房的医生告诉我，第一份试剂检测结果出来了——被正式确诊为疑似病例。

　　在得到确定结果的那一刻，我前一日的焦虑不安反而消解了，似乎一切尘埃落定，该来的还是会来。

　　这一年是大年三十，我在隔离病房的第二天，仍然只有我一个人，走廊外偶尔有医生，他们在除夕之夜忙得很晚。病房的毛玻璃看不到窗外，感受不到一点过年的气氛。

　　我及时和领导同步了我的检测结果，但根据医生的安排，我需要做第二次试剂检测，两次检测结果一致才能确诊。而且，这两天我正常在吃医生开的抗病毒和感染的药物，体温已经开始下降。

　　

　　检查期间的诊疗单

　　

　　检测期间服用的药物

　　公司人力资源同事很快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希望能够将姓名公布，让有接触的同事都能开始主动防控。我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同意了。

　　下午五点，趣头条公司当天的第二条内部公告发布，我注意到公告着重提到为“疑似病例，按照国家疾控中心规定，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才能确诊”。公告里要求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自行隔离，密切留意身体自身状况，督促身体有异常的同事尽快去医院检查。我知道当时很多同事看到这条消息都很惊讶，没想到公司这么快就公布了详情，人命关天，员工的安危为大。

　　在这个公告里还带上一条附加信息，“在医院服药后，目前李飞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体检指标正常。”

　　1月25日：

　　第二次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24日疑似病例确诊后，我以为我的消息公布会让自己更加孤独，周围的人会对我避而远之，但没想到在公告发布后，公司的同事不断发来信息问候我，甚至包括一些日常没有怎么接触的同事。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发烧也消退了，我担心妻子，不知道她检测结果如何。

　　25日，我得到妻子的消息，检测结果出来了，她并未感染，而且医院已经安排出院了。这是万幸，我觉得内心稍有安慰。

　　很快，我的第二次试剂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是阴性。

　　天啊，我觉得此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经历这样巨大的低落与反转了。人生重新开启，我暗自想，今后一定好好锻炼身体，不再会去计较一些事情，更勇敢地去做自己平生想做的事，因为不想让自己再经历这种人生不甘的时刻。如果说还有什么感受，那就是，我真舍不得死，我要好好活着。

　　25日这一天，我在趣头条企业微信群中已经感觉到整个公司洋溢在喜庆之中，因为公司的疫情防控公告很快报告了我第二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消息，还提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并无感染，已经出院。既然同在一起生活的亲人都没有感染，我定性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几率已经大大降低，相信那些在我回上海后一起办公的同事都有同我一样劫后余生的感觉。

　　那天，我收到了人力资源同事和公司很多员工的祝福，我感受到公司在整个疫情处理中的及时反应，还有人性化的温情，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

　　

　　我也曾问过医生我为什么第二次检测为阴性，是第一次诊断不准确还是新冠病毒肺炎康复了？他回答，特殊时期一切都有可能。无论如何，我都跟这种可怕的病毒擦身而过。

　　26日晚上，第三次试剂检测再次为“阴性”。27日一早，医生再次给我抽血、检测身体各项指标，最后专家会诊确定，我已经排除疑似病例，安排出院，并同步汇报给疾控中心解除隔离。

　　上午11点，我办完出院手续，用二十分钟就叫到了滴滴，上海的交通秩序正常。在从仁济医院到家的路上，我看到街道上所有的人都戴上了口罩，形势已经比我入院的23日严峻得多，药店的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进入小区，我熟悉的大门保安帮我测量了体温，问询了几个问题后让我进入小区。我按响了自家门铃，妻子打开了门，我说：“我回来了”。2岁的儿子跑来叫，“爸爸、爸爸”，伸出双手让我抱。我让岳母赶紧抱走儿子，我需要去阳台脱下衣物和消毒。在洗完澡后，我终于抱起了儿子。

　　四天三晚生死离别，这是人生从未有过的感受。我对家人说，“今天，我们算是正式过年了。”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我感受到在疫情发生后公司的一系列举动，出院当天，公司公告了我出院的信息，我看到他们及时公示了每一步的疫情。作为一个自发性的疫情防控组织，为了员工的安危，更详尽的举措还在出台，公司督促各个员工早晚测量体温上报，行动轨迹自查报备，预警和注意事项的发布，办公、消毒、日常防控的措施，发烧症状的员工被密切关注……我看到一个商业组织在员工保护上的能力。

　　我只是一个网络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积累更强的技术能力，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所有一切，在生死面前都是小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责无旁贷。2020年，愿所有疫情中的人们都能安康顺遂，愿整场防疫之战能如我的经历一样，早日拨云见日。

　　（自述者和文中李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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