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怀念我的老师安作璋，难忘60年前城子崖那一课

　　文|王丙录

　　1957年夏，我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同学们都热衷于打听、议论系里有哪些学术权威。

　　当时系里几位年轻讲师中有一位安作璋老师，中国古代史专业，已出版《汉史初探》，《光明日报》“史学”栏目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考材料相当丰富”的汉史论文集，在当时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另一部著作《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是一部论证翔实、对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老师们的著作都在院图书馆里，我们得以提前借出来阅读、学习。未上课前，只闻其名未见其面，但这些学术权威在我们新生的心目中已树立起高大形象。

　　安作璋老师教我们《中国古代史》。记得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过，教室门口一瘸一拐走进一位老师(安老师腿有残疾)，个头不高，身穿灰色制服，手提草兜，吃力地迈上讲台。他从兜里取出讲义及几册参考书放在讲桌上，抬起头，我才看清他的长相，国字脸，头发稀疏，双目炯炯有神。老师用带有鲁西南口音的话语说：“我叫安作璋，今后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第一堂课，安老师主要讲了学习《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意义、学习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安老师讲课慢条斯理，似乎缺乏激情，还带点口吃，大家都略感失望。数堂课后，同学们才逐渐领教到安老师教学的“厉害”。他每次上课，首先拿出讲义、参考书放于讲桌，但这只是摆设，他讲课时从来不看。安老师对“四书”“五经”等古籍都了然于胸，讲到某知识点，经常背诵大段古籍加以说明。他讲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能抓住重点，条理清晰，很受同学们欢迎。

　　令我最难忘的是安老师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实地考察课。龙山文化的发掘地，在济南市区东60余里处，章丘龙山村的城子崖。安老师想到现场上这一课，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布置同学们提前看《龙山文化》讲义章节及有关参考书，对该内容有了初步认识。

　　这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两个班80多名同学提前到食堂吃了饭，在安老师的带领下，乘大客车到火车站，坐火车沿胶济铁路东行，在一个小站下车，然后坐驴拉的大车到城子崖遗址。

　　安老师介绍说：“当时齐鲁大学历史系有位助教名吴金鼎，我1947年考入齐大时，吴老师早已离开，他是我的师辈。吴老师于1928年首先发现了龙山文化。这引起当时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专家的注意。1930年秋，史语所的考古专家李济、董作宾来城子崖进一步挖掘。除出土别的几件文物外，还发现了大量破碎的黑陶器(片)，它造型优美，漆黑晶亮，薄如蛋壳，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与创造。所以，龙山文化也叫黑陶文化。这种精美的黑陶首先在龙山村附近发现，此后我国其他地方的黑陶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安老师还兴奋地说，我们在发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有的外国学者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片面地以为仰韶彩陶的几何图形与西亚的彩陶器相似，贸然断定“中国文化来自西方”。龙山文化作为铁证，有力地粉碎了这一偏见与谬论……

　　这别开生面的一堂课，虽过去六十余载，依然历历在目。

　　后来，在与安老师交谈及其他途径了解到他的身世及经历。安老师于1927年冬末生在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人家。1937年小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因不愿接受奴化教育，毅然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教诲下，奠定了较深厚的古文基础，也萌发了学习历史的志趣。1944年安老师随流亡学生到皖北阜阳，进入流亡到此地的山东第二临时中学读书。由于日本鬼子不断扫荡侵扰，多数学生与家庭失去联系，安老师也不例外。学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临时用泥土坯垒的草房，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窝窝头。生活恶劣，导致疾病滋生及流行。当时，安老师身患关节炎、疥疮、疟疾三种疾病，仍苦读不辍。1947年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遗憾的是，长期关节炎的折磨夺去了他双腿的健康，他只能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向前。大学期间，安老师在著名史学家张维华等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重点攻读秦汉史。由于家庭困难，他半工半读，如饥似渴地阅读先秦及秦汉历史文献，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阅读、思考、钻研学问。1951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师历史系。随着《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出版及再版，很快在史学界引起关注。

　　“文革”开始后，“历史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安老师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批斗等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信，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绝不能割断历史、忘记历史，历史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他顶住险风恶浪，断断续续进行着历史科研工作。常常是白天被禁闭批斗，晚上回家就迫不及待地伏案攻读、奋笔疾书，忘记了一切屈辱和不快。随着黑暗时光的流逝，一叠叠资料卡片、一页页书稿又悄悄填满了因抄家而变空的书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之后，安老师的大批科研成果公之于世。除原有著作不断再版外，又陆续创作出版了《秦汉官制史稿》《秦汉官吏法研究》《班固评传》《刘邦评传》等多部著作。

　　1982年我调来济南工作。有一年正月初三，山师同班几位同学相约到安老师家拜年。师母陈有今(省戏曲学校高级讲师)笑着把我们迎进客厅，并把安老师从书房喊出来。陈师母笑着向我们告状：“你们的安老师真的不要命了，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春节也不好好休息，从大年初一就开始蹲到他屋里写稿、改稿，折腾个没完没了，有时候连饭也忘了吃。快管管你们的老师吧！”安老师也笑着说：“管也没用，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领导对我又如此关心照顾，我不能辜负。我活一天就拼命干一天，好在我已习惯了。”

　　那天，安老师还说到他到日本讲学的感想：日本政府很注意保护古迹文物，古建筑都能很好地保护，并善于利用这些文物对国民进行教育，在一条街上竟有三处专题博物馆、展览馆。日本也重视本国史与外国史的研究，他们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的问题比我国学者研究得还要细致。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著名学者徐北文教授生前曾赠给安老师一副对联：“良史春秋笔 名师齐鲁风”，对安老师平生的概括颇为贴切。2月20日，惊闻安老师与世长辞，只能以文字送别老师。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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