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永民工街舞团，分飞之后还好吗？

　　“自从春晚一夜成名，人心就散了，队伍不好带，弟兄们现在已是各奔东西。”7月3日，福永民工街舞团团长周生财向晶报记者感叹说。晶报记者调查得知，2011年春晚成名后，福永民工街舞团分成两支队伍，如今团长周生财带着四五个老队员留守福永街道文化站，苦苦支撑着民工街舞团的大旗；另一位团长郑健锋带领16名队员出走后，如今遭队员抛弃，一个人飘零社会；其余的队员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开起了舞蹈房，有的去开水店……

　　一个曾经激情燃烧、青春飞扬的团队，怎么就这样烟消云散？

　　3000块工资，生平第一次不为吃住操心，一个月除了几场演出，时间自由支配。因为有了时间，又有收入，他就到全国各地去参加街舞大赛，切磋技艺，广交朋友，成长了很多。“但这种潇洒日子注定长不了。”夏明说，街舞团的演出收入很有限，公司一直在赔钱，一年下来至少赔了不下200万。他认为团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团长郑健锋要负很大责任。“签约公司不到半年，他又买车又买房，车是30多万的，房子是上百万的，你每月8000块工资，那么短时间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当弟兄们是傻子吗？作为领头人，你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大家，人心怎能不散？”

　　远在北京的王拓也向晶报记者表示，时过境迁，他不愿再提郑健锋那些事，大家都不容易，但希望郑健锋扪心自问一下：你对得起弟兄们吗？

　　“我是买了车又买了房，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弟兄们！”郑健锋说，买车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作为团长，经常出去洽谈业务，确实需要车辆，公司也多次建议他买车。买车的30多万除了自己的积蓄外，妻子也垫了6万多块进去。而那套房子，是家里人出了50多万的首付。“我年纪不小了，娶了老婆，家里早就为我买房子作准备了。”

　　郑健锋表示，团里弟兄们对他有意见，主要是有些误会。街舞团上春晚时，他与旭日阳刚组合结识，后来经常保持联系，关系不错。去年2月份上海一商家与他联系演出，得知他与旭日阳刚相熟，就托他代请旭日阳刚组合演出。“旭日阳刚组合出场费是20万，由我出面邀请14万就能搞定。演出结束后，商家提出给建行卡里打演出费，刚好我没建行卡，就跟队员借了一张，当时卡上打入16万元，其中14万是旭日阳刚的演出费，另两万才是我们的。”郑健锋苦笑着说，事后借卡队员看到16万的数目，就产生了误会。其实这两年街舞团影响力在下滑，出场费并不高。

　　一名团员称，这次事件成为导火索，使郑健锋失去了团员的信任，再后来他买车又买房，使大伙觉得这正是他欺瞒弟兄、侵吞演出费的有力证据。

　　去年7月4日，红树海民工街舞团宣告解散。

　　今年3月份，电影公司正式找到周生财，希望他能把街舞团的原班人马召集起来拍励志片，但弟兄们大多都不愿来捧场，聚不到一块儿了。深视窗广告公司负责人说，街舞团演出收入微不足道，一年下来公司整整赔了300多万，实在难以为继

　　“我们一直盼着有机会拍一部以我们经历为题材的励志影片，今年机会来了，可惜弟兄们大多都不愿来捧场。”周生财告诉晶报记者，拍电影的事去年12月就有消息。今年3月份，电影公司正式找到他，希望他能把街舞团的原班人马召集起来，拍一部纪实励志影片，人物都用真名真姓，大家都演自己本人。他打电话给郑健锋，郑爽快答应。

　　红树海街舞团解散后，队员推举王拓为新的带头人。王拓与骨干成员夏明等一直在西乡一带活动。“我打通王拓的电话，他说只要有郑健锋在，他死都不参加。”周生财苦笑着说，没办法，弟兄们心散了，聚不到一块儿了。

　　原班人马召集不齐，电影公司的拍摄计划只好调整，多数用专业演员来演，只用了街舞团的三个创始人周生财、郑健锋、劳永海及另两名队员。“最初导演表示，我们三个创始人各演自己本人，也就是说，我是男一号，可3月10日正式开机时，导演却宣布由专业演员演我，我演劳永海，只有郑健锋自己演自己，而且我们的角色都用艺名而不是真名。”周生财感叹，电影真正开拍后才发现，自己成打酱油的了。

　　电影故事基本都依据他们的真实经历，片名《民工街舞队》，选景大多在福永。“小成本投入，3月10日开机，28日就杀青了。”周生财说，拍摄中最快乐的是见到老艺术家祝希娟，她当年演《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时英姿飒爽，这次饰演文化站一位老师的奶奶。

　　“这些孩子们能圆电影梦，我衷心替他们高兴。”深视窗广告公司负责人李先生告诉晶报记者，他们公司背后依托的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对文化事业很有感情，当初听说街舞团的孩子们春晚回来后生活艰苦，就想扶他们一把，给他们继续发展创造一个平台，所以就与郑健锋那一拨街舞团成员签约，想通过他们在文化事业上有所建树，从未想过通过街舞团去赚钱。签约后，公司把郑健锋在福永街道办的舞蹈房接手了过来，水电费及一个月上万租金由公司支付。16名队员月工资加起来有5万多元，后来准备排舞台剧，已经花几十万整了间数百平米的排练房，但因为有关方面资金迟迟不到位，不得不下马。

　　“他们演出那点收入实在微不足道，这一年下来，公司整整赔了300多万进去，实在难以为继啊。”李先生表示，公司与街舞队员签的是合作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所以一年后解约不存在法律问题。但他一直很关注这群孩子的命运，那间舞台剧排练房花了几十万装修，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就交给夏明等几个队员去办舞蹈房，直到现在没收过租金，连水电物业费都由公司出。“就是想帮帮这些孩子”。

　　至于郑健锋的事，他表示那是街舞队员之间的事，他不便置评。

　　街舞团分裂发生在2011年7月，也就是在春晚成名半年后。当时街道办只给了团长周生财一份工作，其余的兄弟都过得很苦。另一名团长郑健锋就想带弟兄们出来搞商业演出，周生财不同意，最后郑健锋就带着街舞团22名成员中的16名离开

　　那年7月9日，“民工街舞团官方微博”发出一条消息称：“深圳民工街舞团郑重申明：原民工街舞团队长周生财已退出队伍，以后民工街舞团跟他不再有任何关系……其素质极其低下，勾结外人骗街舞队员为其卖命，不把队员当人看……”据称，微博是街舞团另一团长郑健锋所发。周生财与郑健锋是民工街舞团真正意义上的发起者与合伙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两人曾经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着团里众弟兄，维持着街舞团的存在。在春晚功成名就之后，两兄弟何以如此之快反目成仇？

　　“这可能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现在去北京发展的街舞团成员王拓告诉晶报记者，春晚之后，大家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有点手足无措，失去了上进心，一心只想依赖街道办。但街道办当时只给了周生财一份固定工作（临时工），每月有3000块收入，其余的兄弟都只是靠一些公益演出的微薄补贴生活，日子过得很苦，大家不甘心。团长郑健锋当时就想带弟兄们出来搞商业演出自谋出路，周生财不同意，两人为此发生激烈冲突。最后郑健锋就带着16个弟兄出走了。

　　在西乡街道开舞蹈房的夏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出走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团长周生财失去信心，他对弟兄们的未来没有打算，每天就是在办公室玩电脑游戏，他每月有3000块固定收入，弟兄们呢？二是春晚后街舞团得到50万奖金，本来可以作为大家以后发展的基金，搞些项目什么的，可他除了把部分奖金发给大家，其余的钱都糟践掉了。今天这个队员过生日花几百，明天那个队员有事借几千，都是有借无还，他还给自己买了电脑等一大堆设备。说实在的，他没管好这笔钱，凉了弟兄们的心。

　　“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在福永一间出租屋里，周生财告诉晶报记者，弟兄们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作为团长，怎能不关心大家的生活和未来？“我们能上春晚，街道办付出了许多心血，没有他们的支持一切都不可能，而且有关部门正准备为我们办深户手续。这种情况下，把街道办一脚踢开太不地道，也对我们办深户不利。我们要以感恩的情怀融入社会，这么快就离开街道办，我认为就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再说，我们这群人正因为是农民工才受人关注，全国那么多搞街舞的，比我们高的多了去了，你搞商业演出，就是脱离农民工身份，而没了这个身份，你可能什么都不是，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周生财坦承现在已理解了弟兄们的心情，但他当时确实转不过弯。关于50万奖金，当时给街舞团每人发了大约1.4万多元，剩下的七八万元留着作为团队发展基金。郑健锋带队离开时，要求把这笔钱带走开舞蹈房，他没多想就给了。

　　“街舞团22个兄弟，郑健锋带走16个，我就带着剩下的几个兄弟继续留在街道办文化站，平时主要参加一些政府组织的公益演出。”周生财坦言，当初因为太相信兄弟，他把郑健锋任命为与他并列的团长，让他具备了发动“政变”的条件。

　　郑健锋与16个弟兄离开街道办后，与深视窗广告公司签约搞商业演出，不到半年又买车又买房。兄弟说，那么短时间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当弟兄们是傻子吗？你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大家，人心怎能不散？出走近两年后，郑健锋被他的队员以微博形式宣布开除

　　今年1月14日，街舞团成员王拓公开发微博宣布：“经过民工街舞团全体团员以及深视窗公司考虑决定，把街舞团原队长郑健锋解除队长职务，同时开除出街舞团……他现在和民工街舞团和公司没有任何挂钩……我们不需要整天吃喝玩乐、夸夸其谈、整天睡懒觉、无所事事、泡酒吧的负责人。”

　　“我与16个弟兄离开街道办后，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福永街道办附近开了一家舞蹈房，想通过街舞培训给大家谋条生路；第二件事是与深视窗广告公司签约，成立红树海民工街舞团，搞商业演出。”7月3日，郑健锋在福永一个街头冷饮摊上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我对得起签约公司，光我联系的商演收入，就超过了公司一年来对我们的投入。”

　　作为团长，签约公司给郑健锋定的月薪是8000元，其他队员在3000元左右。郑健锋说，公司起初构想宏大，除了街舞商演外，还准备进一步包装他们，推出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产品。为排舞台剧，公司还专门在西乡装修了一间几百平米的排练室，可后来不知怎地又停了。第一年合约到期时（2012年7月），公司提出要把他的月薪降到3500元，他接受不了，就辞职离开了。

　　“刚签约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日子。”夏明告诉晶报记者，公司把队员们安排在一间别墅里居住，每月有

　　晶报深度调查记者 吴建升/文、图

　　队员们的生活

　　周生财（街舞团发起者）

　　留守福永文化站队员兼职开水店

　　周生财和另外四五名队员留守福永文化站，后来又招收了一些新队员，现在总共有12人。“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根据政府安排下乡或进工厂演出，队员的收入主要是每月公益演出的补贴，每人大约1000块钱。”周生财承认这些钱确实不够队员生活，不少队员还得搞兼职才能维持生计。在福永街道办附近，一名队员开了家水店，店里住着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除了演出和排练之外，他就在此为周边居民送矿泉水。周生财表示，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昔日的兄弟聚拢在一起，重新开始。他知道这很难，但仍会去努力。文化站对街舞团的现有管理模式，他认为有不少弊端，如参与管理人员过多、责任落实不明确等，一切包办，队员们就有了依赖性，生活靠政府，节目编排依赖编导，不思进取和创新。“我已参照福永杂技团的管理模式，起草了一份街舞团改革方案交给上级，概括说就是希望街舞团能像杂技团那样，自主管理，自我造血。如果有一天愿望都落空了，我大不了回广西老家去种地。”

　　郑健锋（街舞团发起者）

　　有演出就干，没就做生意

　　郑健锋现在一人跑单帮，有演出时就联络过去的弟兄或是行内朋友一起干，完了大家分钱，没有演出就做些小生意。他坦承，失去了弟兄和队伍，现在一个人做事不易；谈到未来，他说还没想好，有些茫然。郑健锋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出来的许多队员现在都入了深户，惟独他被排除在外。“不想那事儿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王拓（之后的带头人）

　　离深赴京发展

　　王拓在文艺圈内有些人脉，与深视窗广告公司的合作就是他牵的线，他5月份离深到北京发展。“我人走了，但我们队伍没散，我在北京就是想为弟兄们多联络一些演出，但目前还没进展。”

　　夏明（队员）

　　办舞蹈房，但收入很有限

　　在位于西乡“抓抓儿童城”的舞蹈房里夏明告诉记者，散伙后他去浙江开了家服装店，生意不错，但对街舞总是难以割舍，去年底把店交给亲戚，自己返回深圳。今年三四月份，深视窗李总提议把舞蹈剧排练房给他们做舞蹈房，他很高兴，决定接下来，以后给弟兄们一个发展空间和平台。“可一听说要开舞蹈房，大家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哥们，我好心冷。”夏明表示，开舞蹈房毕竟有风险，招不到人就挣不到钱，所以他也理解走了的弟兄。由于李总的多方照应，目前已召到30多位学员，收费虽有限，总算有好的开始。请了两位教练，开业几个月的收入大都付了他们的工资，自己至今只拿了1700元。“来这给孩子报名的许多家长并不是冲着街舞团的名号，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民工街舞团的，他们只是想让孩子煅练下身体。”

　　江益华、江炳华兄弟（队员）

　　舞蹈房担负着一家十口生计

　　去年9月，公明柠檬树街舞组合请江益华、江炳华兄弟二人前去指导，二人随柠檬树组合一起参加了全国各电视台数十场选秀。去年12月，组合在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竞赛中获中国梦想团体奖，当主持人介绍兄弟俩的经历时，引起了台下观众的欢呼。才子男装的老板非常欣赏哥俩的奋斗精神，拍板出资为他们建一间舞蹈房，现在，位于西乡固戍地铁口新天地购物中心的舞蹈房已正式开业。“只是目前报名的人很有限，我们没钱打广告。”江益华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一家10口包括爷爷奶奶，都从江西老家搬到福永居住，他们兄弟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愿舞蹈房能有好的未来。

　　常先齐（队员）

　　舞蹈房收支平衡

　　去年6月，常先齐与深视窗解约后回到湖北丹江口老家，在市区开了间70平米的舞蹈房，现在基本收支平衡。“我回家是因为左手腕长期劳损受伤，无法再进行激烈活动。现在我一边指导学员跳舞，一边休养疗伤，等好了，也许还会回深圳。”

　　（原标题：福永民工街舞团，分飞之后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