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疫情的四个基本看法

　　一、对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不应太过乐观

　　这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虽是一种变异的新病毒，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比照类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的肺鼠疫、1919年第三波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SARS）等疫情，都有一个相似的时间轨迹：十一月份左右爆发，第二年五月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续半年时间左右。这次武汉疫情的持续时间，最乐观的估计，也基本应该是这样一个规律。目前人类医学对这一类病毒疫情的防治，还处在比较被动状态。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人为控制，并早早出现拐点，未免有点天真。

　　

　　这次疫情未来大概率按三个阶段发展：疫情爆发期（11月－2月底）→疫情消退期（3月初－5月底）→疫情过后全面恢复期（6月初－12月底）。也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影响，至少是一年的时间（半年直接影响，半年间接影响），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无论机构，还是个人，或都应该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做阶段性的应急预案和自救规划。

　　二、对于疫情造成的伤害，要有充分的预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响而言，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疫情发展趋势，或是非典时期的十倍级伤害，国内最终感染确诊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惊人的5万+规模。

　　而在疫情未尘埃落定之前，统计的死亡率一不科学，二无意义。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为变异病毒生存策略聪明，而不是我们手段有多英明或高明。本次疫情对公共卫生和政府财政造成的直接负担和后续诸多后遗症，才是我们应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的关键问题。本次疫情间接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几何级的天文数字损失。

　　仅以旅游业为例，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6.5万亿元，平均每天178亿元，按以往旅游业每年20%的复合增长计算，2020年旅游业每天的损失就达到惊人的200亿元。据专家估计，仅是春节季旅游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超过5000亿（完全冻结）。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软，贸易壁垒、贸易战等），二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总体预判，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大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应对危机，下半年怎样发力恢复经济，或简单依靠以往财政放水，投资拉动的粗放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更体系化的宏观指导，更精细化的政策引导，或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提前考虑筹划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非典疫情16年之后，我们以往自豪甚至有些自满的国家公共卫生建设成就、医学研究进步程度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特别是预案和指挥），并没想象或预期的那样高水平发挥作用，谈不上有什么质的提升。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刻意压制、指挥不当、物资紧缺、调度混乱而造成前线医护人员依然只能用搏命的悲情和无谓的牺牲来硬扛死战，种种被曝光的失误或失败细节，实在令人揪心。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当应对和诸多乱象（官僚作派、特权意识、随意逾矩、乱法胡为），或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打击，以及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公民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的暴击影响，才是最具致命性的。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动辟谣，怎样主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和实操方案来重整局面，也是需要尽快进入领导决策视野的重要议题。

　　三、对于疫情管控的不力，要换个角度认识

　　本次疫情发生之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总理亲自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止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可遗憾的是，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可比照的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主导的相应防灾法规，在一个世纪时间里至少被调整过100次，几乎年年调整），特别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虽有演练，却效果差强人意。

　　

　　非典之后，国内对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心主要着眼于国际输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的严防死守，而对于非典（SARS）这样内生性的超强度、超大规模疫情，明显过于乐观，风险预估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湖北省卫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军运会期间，与军方刚刚联合举办了“防范到位，预防精确”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防治演练，却在当年年底爆发的武汉疫情时依然举措失当，力不从心。

　　2019年4月24日—25日，湖北省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暨军运会省市联合卫生应急演练在丹江口市均县镇举行，应急演练的情景模拟背景为2019年10月15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报发现一名沙特籍乘客为疑似MERS病例。而从目前网络搜集的相关新闻来看，除了湖北武汉外，天津、山东、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几年的疫情演习，也基本都是针对小规模（病患样本以个为单位）输入性的疫情来做推演的。

　　武汉疫情爆发后曝光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资调配紧张，固然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和管控不力有关，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落伍规划和僵化规定，因过于强调疫情级别划分和城市属地责任，而忽视了一个省、一座城配套的医疗力量、可供调控的社会资源，以及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能力，都远远无法匹配这次特别重大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

　　

　　总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质问题，不能仅仅视为湖北武汉一个地方的个别问题或特殊情况，细细反思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上顶层设计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大意，或更有价值。

　　四、对于疫情未来的风险，要换个高度审视

　　短短十六年间，我们向世界连续输出两次特别重大的内发性病毒传染疫情，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细细品品，认真想想，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下一个二十年，或下一个十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我们又是否能承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疫情打击？

　　2015 年埃博拉爆发后,比尔·盖茨在 TED 做过一次演讲,对人类提出警示:对下一场瘟疫爆发我们还没准备好。对于未来的疫情预判，除却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外，我们也要有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譬如人类疫情和动物疫情叠加爆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自然灾害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战争同时发生怎么办？

　　

　　对于知之甚少又不可控的流行病毒疫情，我们往往习惯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是太过乐观，相信科学万能，一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或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总是以粗暴简单的自洽逻辑和诡辩闭环，得出自己愿意相信的结论。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科学，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绪巨婴症的典型表现。

　　

　　静下心来细细梳理一下，非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国际上还发生了五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可以说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来就没消停，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国家层面考量，我们或最应该反思和审视三件事情：

　　一是除了持续加强“外防”输入性疫情力度外，更应该好好想想如何“内控”，以大国担当的勇气风范和现代国家的治理手段，彻底杜绝内生性的特大疫情（肯定不仅仅是禁吃野生动物）。

　　二是积极吸取国际近十年来疫情不断爆发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强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国民科学素质，超前谋划，布局防患，准备好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健康的大国心态、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来应对未来变异更强大、传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三是扎实做好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内国家重大安全风险研究预判和疫情防范训练，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在9.11事件警示后，从“民族安全”的角度，将“反恐”优先排序的防范思路，结合特殊国情，慎重考量是否需要将“重大疫情”列入影响国家安全的最高排序。

　　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连续两次被列入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两次重大人类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汉疫情），还是近年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动物疫情（如2019爆发的非洲猪瘟，以及一直阴魂不散的禽流感），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牵制力和破坏性，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冲击力和危害性，以及未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反恐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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