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乐福口罩被罚事件背后

　　家乐福口罩被罚事件背后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30日 14:38 21世纪经济报道

　　

　　图：把这6家外资超市门店推向“不义”深渊的是小小的一次性口罩

　　本报记者 李明伟 上海报道

　　4月28日，后来被说成上海几家外资超市的集体“劫难日”，前后几天里，有3家知名大超市的6家店因为违反政府的限价令而齐齐被罚。

　　把这6家外资超市门店推向“不义”深渊的是小小的一次性口罩，非典想赋予它们以非

　　

　　常的身价，但是非典没能冲破自由市场在非常时期的规矩。

　　而在对这一违规链条的追踪中，我们发现问题并不单单在外资超市或者其他某一个环节上。

　　限价令外资的矛盾理解

　　4月28日，有消费者举报家乐福曲阳店违反政府限价令，超过规定价格近2倍销售一次性口罩。虹口区物价检查所随后查实，在4月27日、28日两天里，该店每10只装1包的一次性口罩，实售价格13.80元，即每只口罩实售价格1.38元，比规定价格0.50元／只高出了1.7倍，两天里出售这类口罩700余包，违法所得共计7849.60元，该店被责令向消费者退还多收价款，并被以罚款30000元处罚。

　　此前两天，家乐福已有古北店因为类似事件被罚。古北店将柜台租给上海隅谷商贸有限公司经营，该公司将购得的一次性防尘口罩与一次性塑胶手套捆绑销售，售价每套高达20元，且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从4月24日到26日三天里共销售82套，该店被上海市物价检查部门处以行政警告和罚款5000元。

　　被罚款的不单是家乐福超市。

　　4月27日前后，乐购超市的三家店先后被罚3.6万元，原因是其龙华店、康育店、嘉定镇店出售一次性无纱布口罩，应售0.50元／只，实售0.99元／只，三店共计违规所得人民币7289.90元，上海市物价检查部门责令三店向消费者退还多收价款，没收违规所得，并分别对三店处以15729元、12299元和8401.50元的处罚。

　　同样是在4月27日，大润发超市闸北店被罚款1万元，同样是因为在26日、27日两天里违反政府限价令，以0.99元／只的价格销售一次性口罩，总计销售5090只，违规所得2400多元。

　　对家乐福们来说，几万元的罚款数额虽然不大，但是它们最不愿意得到的，是落个违抗政府法令、借非典发不义财的名声。

　　家乐福曲阳店店长张倚天表示绝对拥护非常时期政府采取的限价措施，但他还是觉得有点冤：“我们上海的6个店没有一个店收到政府的这个文件，而且政府只给我们留了一天时间，25日发限价令，26日起就开始执行处罚，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据上海市物价局价格监督处处长徐志毅介绍，4月25日共有8000多份红头文件以多种方式发出，可能极少数小的零售点会有遗漏，但是如家乐福等大超市，是绝对不可能遗漏的。但是因为25日是周五，随后两天是周末，因此物价检查所副所长李学武认为，外资超市齐齐被罚，可能与外资超市行政部门没有及时下发文件所致。

　　乐购超市总经理助理王君山坦承，在这次非典物价整肃行动中，内资超市之所以能快速执行政府法令而少有处罚，可能与两种超市的文化传统有关，内资尤其是国有超市历来就有一套高效的政策反应系统，因此能及时传达和执行有关法令，但是外资超市由于来自西方不同的经济环境，其行政管理带有不同的思路与范畴，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就会迟钝一点，缓慢一点。

　　有在外资公司工作过的业内资深人士分析，外资超市很可能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是认为非典时期政府对市场适当控制是应该的，但同时又会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运作，自由定价无可厚非，这种矛盾导致其对有关法令的反应迟缓。

　　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三家超市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它们并不是违规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的进价就已经高于限价法令的规定了。

　　限价令各地差异

　　三家被罚款的外资超市，异口同声地表示它们的高价货来自一家上海正卫日用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以0.90元的批发价将一次性口罩供应给超市，已经超过了0.50元限价近1倍。

　　据了解，正卫公司是上海最大的日用品供货商之一，在它供货的超市名录上，涵盖了沃尔玛、家乐福、普尔斯玛特、乐购、易初莲花、大润发、麦德龙、百安居、联华、农工商、苏果等外资、内资超市巨头。

　　非典开始肆虐的四月，该公司老板赵鸿磊，敏感地意识到口罩将成为紧缺商品，于是多方采购或到外地定牌加工，并迅速向各大超市供货，至今在其网站上还挂有“公司现有一次性无纺布口罩及防护隔离服，价格按市场价供应”的广告。

　　赵鸿磊承认他以0.90元批发价供货的事实，但是他表示直到后来物价部门的官员找上门来，他才知道有这么一个限价令，他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收回那些高价发出的货，而事实是几家超市被罚款后不愿再亏本销售，于是集体向正卫公司退货。

　　根据正卫公司所在普陀区物价部门一位主要官员的介绍，正卫公司于4月24日、25日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进了10万只一次性口罩，进价为0.49元／只，然后以0.90元、0.93元、1.05元等不同的价格分别供应给不同的超市，其批发价已经违反了政府的限价令，因此于4月底被处以罚款4万元。

　　该官员同时透露，正卫公司不光在一次性口罩上有高价销售的违规行为，同时还有近6000只12层口罩也存在违反限价令行为，政府部门一并作出了处罚。

　　但是赵鸿磊却也觉得自己很冤，除了他不知道有这个法令，同时更因为他从外地进的货已经价格“不菲”，5月份订的合同都是近0.50元，如果按照上海市政府规定0.50元终端价销售，他每只口罩要亏0.05元。

　　义乌也有市场限价措施，但与上海的最高限价不一样，义乌实行的是差利管理，当地商人可以根据

　　进价加上不超过规定的差利率销售商品。从稳定市场、加强管理来说，最高限价无疑更直接有效，但是由于地区间出台政策时间的不同和政策本身的差异，做着跨地生意的赵鸿磊显然认为自己吃亏了。

　　限价令背后的供应链

　　就上海市物价局而言，如何在贯彻中央和地方有关防非典精神时恰当地设置最高限价令以兼顾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他们尤其重视的。

　　有着近20年物价部门工作经验的李学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限价令是柄双刃剑，关键在于制定限价令的范围与幅度。范围太大，把没有必要限价的商品也划进来，就可能人为造成市场紧张，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同时也降低限价令的权威性，李认为上海没有像外地一样出现抢购风潮，也与没有把一些生活用品随意划进限价令有关。

　　而在限价幅度方面，太低，经营者无利可图，就没有积极性，就可能出现有价无货的局面；太高，消费者利益就会受损，限价令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尽管最高限价令在制订上存在难度，但是上海市政府依然决定采用这种方式，物价局价格监督处处长徐志毅向记者分析了原因。

　　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4月底发布的政策中，可用于监管有关非典防治商品的措施可以有三种，分别是利润率、差价率、和最终限价，徐志毅认为，对于工业生产企业而言，控制其利润率最可行，商业流通业，适合差价率管理，而对于最终销售，采用最高限价最有效。

　　上海市政府之所以选择最高限价，是因为在这次非典限价中，涉及到了口罩、消毒液等门类的多个品种，如果是采用限定差价率，消费者根本无从知晓买来商品中间的差价幅度，这个幅度只有物价部门知道，因此从效果上来说，不及最高限价来得方便易行。

　　徐认为，限价令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因此他们知道才是关键，对于医药材(如金银花)等紧缺的少数品种，可以采用控制中间环节差价率的方式，因为品种少，消费者也能知晓并记住。

　　但这无疑只是上海市政府官员的理解，在这次席卷全国的限价行动中，各地措施各不相同，当上海市只是象征性罚款时，有地方最高可罚款40万元，当上海是最高限价时，其他有地方是采用限定中间环节差价，这种地区间政策的差异看起来的确已经给一些企业带来了麻烦。

　　在上述以家乐福为终端、正卫公司为中间环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一级供应商的链条中，由于某一个环节两边的政策不同，一方面是两端很可能出现价格错位影响商品流通，同时不论是来自终端还是来自一级供货商的压力都将向中间环节释放，使他们成为这种政策差异的直接牺牲者。

　　当然也有调节措施，例如上海在实行最高限价时就实行了提价申报制度，意思是如果你进价的确很高，可以向物价部门进行提价申报，经审核同意后可以提价。

　　5月15日记者采访徐志毅处长时，她向记者出据了一份经一些企业提价申报后重新公布的最高限价表，该表中一次性口罩的最高限价已经调整为0.60元／只。但是业内人士认为，这类在非常时期的跨地区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地方做得到的，提价申报制度就往往存在滞后情况，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例如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区进行统筹安排，在各地区政策出台时间、各地区政策的衔接等方面进行有效协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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