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开放的文明才能强盛和壮大

　　张信刚 资料图

　　现在，影响人类生活的最大因素，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科技”……但个人的时间更应该多花在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上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张弘

　　去年年底，张信刚教授的《丝路文明十五讲》出版。本书以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的通识课程为基础，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主线，全面梳理了史前至1500年间欧亚大陆上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张信刚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曾在美国及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历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作为通识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他退休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土耳其海峡大学讲授人文通识课程，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近著有《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英汉对照)、《大中东行纪》《尼罗河畔随想》《大学之修养》《茶与咖啡》等。

　　前不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题为《丝路塑造世界——1500年以前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的讲座上，张信刚接受了《法治周末》的专访。

　　理想的通识教育

　　法治周末：你的专业是理工科，但是却有很深厚的人文学科的底蕴，并且写了好几本人文学科的书籍。近年来，有些国家如日本、英国等为了促进自然学科的发展而缩减人文学科，注重那些“更实际、更职业”的教育。作为香港城市大学任职11年的前校长，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张信刚：我自己的确是理工科出身的，现在仍然是理工男，我的思维方式还是理工科的，注重逻辑和证据，不太轻易相信动听的说辞。其实我真正的学术著作，绝大部分都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

　　《大中东行纪》《大学之修养》等几本书都是我退休以后写的，现在一发而不可收拾，脑子里想写的，都不是生物医学工程了。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已经到了微电子、智能的地步了，我那个时候还是机械化状态。

　　所以我觉得，日本、英国一些大学的课程改变，只是设法适应大学生4年的时间。可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前是有求知欲的，已经有些人文基础，之前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我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经典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在那个基础上，是可以发展的。

　　现在，影响人类生活的最大因素，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科技”。所以，有些学校开始把某些课程挤掉，我也不觉得奇怪。可课程挤掉不等于人不能够关注。反过来说，由于课程挤掉了人文学科，个人的时间更应该多花在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上。

　　法治周末：你认为，通识教育不能被价值观左右。那么，好的通识教育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

　　张信刚：通识教育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不是为了灌输某一种价值观而去设通识教育，但是通识教育里面不能说不反映某一种价值观。说价值中立的人，本身就有他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是完全中立。

　　我认为，理想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4年里面，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放在非专业的领域里面。举个最极端的例子，阿富汗的塔利班，即使知道历史与现代科技，仍然用高级炸药把巴米扬佛像炸掉了。所以塔利班所受的教育绝不是我心目中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整个五洲四海是什么样子，整个人类目前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说教育者认为一定要应该怎么样做，于是就去灌输那些想法。

　　能让学生通过知识的获得而成为眼界开阔、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这才是理想的通识教育。

　　法治周末：你很注重自然科学通识教育。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作为知识精英和曾经的大学校长，你怎样看待这个口号?

　　张信刚：我觉得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发生的最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那就是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缺点;虽然我们过去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相当丰厚，但是我们的不足实际上19世纪已经显示出来了。到20世纪初，很多受传统教育的人，觉得我们还欠缺两样，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我认为，今天中国整个社会的追求仍然是要包含民主与科学。明清两代是中国两千年帝王统治中，皇帝最为专权的五百年，魏晋南北朝以来所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对朝廷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弱，而一般下层百姓则根本无法掌握或是了解自己越来越恶化的命运;在这几百年里，城市生活与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远不及1500年开始霍然勃兴的欧洲。所以，明清两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陷入半停滞的状态，从唐宋以前长期领先欧洲而变为大幅落后。

　　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一些有见识的民间先行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思索到行动，展开了“五四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绝不会有今天的现实和追求。

　　民族文明的发展之道

　　法治周末：在纵向上，《丝路文明十五讲》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在横向上，从中国一直讲到中亚和欧洲，这种讲法不仅令人知其所以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你个人对于中西文明交流史的整体看法。你的这种讲法是怎样形成的?

　　张信刚：这应该是个人阅历、家庭的影响和教育，加上我自己的阅读和交往的人，包括北京大学的这些老师综合影响的结果。

　　我举一个小例子。我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是台湾大学的外科教授。他本人喜欢旅行，谈民族、语言这些事，他自己是在东北长大的，通日文，看了不少日本的文献和杂志。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教授们往往都住在一个区，所以我们家里的客人也包括李济、董作宾、劳干。他们常跟我爸爸“唠嗑”。所以，我可能在耳濡目染之后，受到一些影响。

　　高中毕业时，只要理工过关的人都考理工科，我也考了。我从18岁到67岁都是搞理工的，人文方面宏观或者是概括的认知，是慢慢形成的。比如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倒是花了一些功夫看，现在记不得全部内容了，但是那些概念性的东西和纲要还在我脑子里面。

　　另外，我还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影响。文明这个词，在中文古籍里面过去不存在。文化这个词可能还勉强出现过。布罗代尔说，在西方语言中，过去也少有文明这个词，它是从城市生活这个拉丁文词根来的。布罗代尔让我知道，所谓文明史不是说一有人类就有文明史，到了开始城市居住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文明时代。我这本书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写起。

　　法治周末：过去我们讲中国历史上文明交流的时候，偏向于强调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对于其他文明如波斯文明影响中华文明的这一部分强调不足，有人称之为中华史观。《丝路文明十五讲》跳出了这种讲述模式，更强调文明之间的交融和互动，你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如何具备的?

　　张信刚：我很早就排斥种族优越论。人和人的基因不能说没有区别，要是没有区别的话就不会有不同的皮肤颜色和相貌，但不能简单地以这些体表特征来区分全世界人类优越或低劣。

　　我自己多年来观察到的是，交流越多的人，知识发展得越快、越广。唐朝时，鉴真和尚东渡，玄奘西游。印度到中国来和我们到印度去，难易程度应该是一样的。但从文化上讲，从知识上讲，我们从印度引进的更多。首先是佛教的思想，随着佛教而来的还有音乐、雕塑、舞蹈和建筑形式(比如宝塔)。此外，中国僧人为了研究梵文，才出现了中国的音韵学。

　　我有一个交往很多年的朋友杜维明先生，他提倡新儒家。有一回，我听他说，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虽然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跟他开玩笑——现在觉得这个玩笑开得还挺准的，说儒家文明就是“筷子文明”，即谁用筷子谁就接受儒家了。

　　一个民族越开放、越兼容、越愿意和其他民族沟通，就越容易发展自己的文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凝固不变的，都是在发展中的。至于发展得如何，就要看属于这个文明的多数人是否富于创造力、能不能反思、是否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

　　“文明的冲突”不是必然

　　法治周末：你在书中提到，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文明交往，是通过西亚和中亚间接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信息传播的渠道有限，交通也不是很方便，这种文明的交往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张信刚：这个问题非常好，抓住了要点。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文明交往频率不高，但是不等于没有交往。而且，问题的重点是有没有交往，不是当时有多少交往。有了交往之后，种子就会发芽。事实上，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有交往的，而且发生的影响也很大。当然我说罗马帝国，指的是欧洲这一带(包括受到罗马影响的北非和埃及)，恰巧汉帝国跟罗马差不多同时代。

　　中亚和西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对于东亚跟欧洲的来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丝绸因此得以从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一路传到罗马。被罗马征服的埃及末代皇后，身上穿的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法治周末：佛教融入中国，从汉代到宋代，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文明的融合不仅需要有容乃大，更需要足够的时间。亨廷顿1993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但是，当下世界既有意识形态冲突，也有文明的冲突，例如，欧洲国家受困于伊斯兰移民带来的问题。另外，一些极端组织宣扬恐怖主义。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明的和平共处甚至是融合呢?

　　张信刚：这是严峻的挑战，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定论。不同的文明之间，小摩擦是素来就有的。你提到，佛教一千多年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确，朱熹这些人才把儒家真正地和佛家融合了。人和人的交往与融合，由于科技的进步，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50年就能做到以前50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美国人穿着牛仔裤到全世界转也就是六七十年前，现在全世界人都穿牛仔裤了。

　　所以，文明的交往和互相接纳，是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的，关键是怎么看它。佛教传入中国绝对是对于中国汉民族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改变的汉民族的生死观和宇宙观。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和僧人，成功地把儒家和佛学统一了。

　　今天的恐怖主义绝不是伊斯兰教义中所固有的，也是今天绝大多数穆斯林所反对的。因为今天穆斯林所居住的地方都被欧洲人殖民过，他们对于昔日欧洲人的统治记忆犹新，有一股怨气可能是事实。由于对被欧洲基督教徒统治的不满，各个地区的穆斯林都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愿望和努力，另一方面也有仇视外人的激进地方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的倾向。

　　今天很多穆斯林的社会，包括土耳其，现在也在发生改变。土耳其的凯末尔在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废除了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旧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最主要的是，把宗教跟国家和政府严格分离开。但最近这十年左右，土耳其又在走回头路，社会上宗教氛围浓厚了。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可能会再度看到土耳其反转为政教分离，成为既注重土耳其民族主义，又重视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我认为，“文明的冲突”不是必然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和相互仇视并不是他们的历史宿命;认为儒家和基督教、印度教甚至和伊斯兰教之间都会发生“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更是没有任何历史或是学理的证明。

　　责编：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