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君也有暴戾残忍的一面

　　盛世之君也有暴戾残忍的一面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示范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景仰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这也暴露了一代明君也有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刘启，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他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病逝，三十二岁的刘启登基，史称汉景帝。汉景帝的性格中暴戾残忍的一面，也并非当了皇帝才形成，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载：“孝文时，吴太子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活活打死。由此可见，在刘启的性格中，从小就有暴戾的一面。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地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刘恒心里感动，不由得暗暗拿他和太子刘启相比，就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说：“宜莫如太子。”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

　　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景帝削藩，七国直指晁错的《削藩策》，以清君侧的名义，要求惩处晁错。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领导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领导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候，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

　　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汉景帝共生了十四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给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狱虽秉公，但也极严厉，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绝无生路可言。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果然，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汉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汉景帝死后，没有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在后人所讲的“汉称七制”中，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寡恩忍杀，致使亲戚寒心、臣下伤感有关。

　　（本篇完）